如果司徒真的去了，其结果会是如何呢？如今看来无非两种可能。
其一，取得实质性突破。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70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22年，甚至像波公估计的那样会产生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或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尽管司徒之行未能立即取得明显收获，但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
其二，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仅司徒北上与中共领袖晤面这一事实本身已构成对苏联的心理压力，何况中共还可以营造一些表面气氛，如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事件上作出一些和解姿态等。这无疑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
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艾奇逊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宣称：“我们对中国最关心的是两件大事。第一是谁统治中国，即使是魔鬼本身统治中国，只要他是独立的魔鬼，就远胜于他是莫斯科的化身或中国在俄国控制之下。”北平之行正是争取中共摆脱苏联影响的大好时机。
可惜历史有时并非按照人类理性的轨迹来运行。历史舞台上每个演员的才智、品格与个性，都会对历史的运行发生一定影响。如今事隔半世纪之后，回顾一下这桩历史憾事，是非功罪就更清晰无遗了。
1.在中美两国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司徒和傅设计出来的打着“私人访问燕京”为名的“瞒天过海”妙计，乃是当时打开困局的切实可行的途泾，可惜未能实现。
2.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胆略纵横捭阖。先是因势利导亲邀司徒北上，其长远战略为化解中美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其近期目的则在于增加手上之筹码，以应付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其后邀请被拒，于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同时却朝着那只一向心怀叵测的北方大熊投去，高唱“一边倒”。
3.表面上北上之建议乃被杜鲁门所否决，但实际上艾奇逊应负全责。6月30日上午5时30分，司徒电文到达国务院，一片兴奋反应，包括政策设计处的约翰·戴维斯以及一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巴特沃思均主张司徒北上，但又顾虑舆论压力。当时压力之巨大，通过国务院一些官员异想天开的建议，可以窥见一二。例如，巴特沃思建议司徒先到沈阳接回华德，然后归途中在北平停留；戴维斯则建议发表一声明，声称司徒乃前往北平观察毛、周之“暴行”。何以压力如此之大？它来自：①追究“失掉中国”的责任，责怪政府援蒋不力和姑息中共，一时间国务院成了众矢之的；②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及若干使馆人员被中共扣押，全国舆论哗然；③院外援华游说集团在国民党政府支持和策动下，正倾全力攻击中共以阻止承认中共政权。作为国务卿的艾奇逊本来完全有权批准驻外使节在其驻在地外出旅行，何况司徒的旅行还打着“私人事务”的招牌。至于艾本人，其实也希望早日与中共接触，甚至早日承认中共政权。1951年10月《时代》杂志曾披露，早在1949年它的记者从国务院高层获悉，艾奇逊曾“坚持地与杜鲁门争论关于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在杜鲁门去肯威斯特之前，艾奇逊要求他同意早日承认一事”。所以艾奇逊大可以悄悄地批准司徒，司徒亦可悄悄地北上，一待有所突破之后才公诸大众，就像后来的基辛格那样。可是艾奇逊却先在国务院公开征询意见，自己又优柔寡断拿不出主意，最后要求杜鲁门拍板。须知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他不但要面对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而且要巧妙地应付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各派政治力量，以保证其政策在任内得以贯彻执行，并争取下届连任。所以他面临的压力和需要照顾的层面比国务卿大得多得多。就在黄华转达对司徒的邀请前4天，杜鲁门收到16位共和党人和5位民主党人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切勿承认中共。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要杜鲁门公开批准司徒北上，岂不等于把他置于反共靶场上成为众矢之的？庸臣误国，中外皆然，至堪浩叹！
艾奇逊原以为时间可以再次为他带来机会，岂知中共能够从事寻求中美和解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赴苏，翌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缔盟，所以1949年7、8、9这三个月是中美谋求和解的惟一良机。美国著名学者南希·塔克，中文名唐耐心）在其所著的《乱中格局：1949—1950中美关系及有关承认之争论》一书中证实，在1950年初期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和艾奇逊已准备外交承认北京。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未和北京搭上线，而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局势遂无可挽回。
197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工作人员报告，题为《1949年及1950年的美国及共产党中国；关于恢复邦交和承认的问题》，由主席富布赖特（J.Fulbright）写前言。该报告公正地指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努力以寻求与美国恢复邦交之后（对此杜鲁门政府并未予以积极回响），党的领导人遂决定‘倒’到苏联一边而远离西方。”
上述这段试图弥补中美关系裂痕的重要历史，相当长的时间在国内没有被人提及，不知是资料不全抑或有意回避？记得80年代笔者在香港曾著文披露此段历史，不料竟惹起了某些“凡是派”大人的义愤，指我恶意诬蔑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