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底，司徒携同新婚的妻子回到阔别17载的杭州。花了一年时间恢复和提高生疏已久的汉语，就开始在农村布道，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神职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实习阶段。1908年金陵神学院在南京创办，司徒应聘任教，前后共11年。他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和工作，赢得了人们的称誉和信任，从此事业扶摇直上。离开27年之后，当声誉达到顶峰之际又重新回到金陵旧地，原想趁有生之年为主和他最爱的中国兄弟做一件最后而又最有意义的工作，何曾料到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精力乃至身体健康换来的却是失败、责骂和误解。这对他来说真是“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史家们早有不少专著，可是仍然留下不少难解之谜和语焉不详之处，笔者曾就这些问题逐一请教于波公。
1949年春，金陵王气已消沉。正当南京指日易手之际，外交圈里出现了一件怪事。自诩为中共最可信赖的朋友、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同志的苏联，竟指示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逃窜到广州。在战乱中随同所派驻的政府迁移他地，通常被视为对该政府一定程度的道义支持以及对前景的信心。与此相反，一直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大使馆，却留在南京不走。司徒在《在华五十年》一书记载：“国民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将有助于维持它的声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应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不但如此，“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和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决定都抱尊重的态度”，“一些小国指示他们的代表跟我们一样行动”。这样一来，除苏联以外，所有外交使团都留在南京了。美国使馆留下，是出自司徒的建议而经国务院同意的。其中傅泾波的影响起了相当作用。“傅泾波对我的备忘录争论甚烈，表示反对迁往广州。”“最后把大家的意见分别列为项目，呈报国务院：
1.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
2.逗留南京才是我最喜欢的。”
果然，他的“逗留”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挖苦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文章写得精彩之至！嬉笑怒骂、亦庄亦谐而不失大家风范。当世人的目光都被这篇对司徒雷登极尽挖苦之能事的大作所吸引时，谁能料到正是这位毛先生在不久之前曾悄悄地抛下橄榄枝向司徒招手。不但有许多中共人士“去理他”，就连毛先生也曾“去理他”。奇怪吗？一点也不，这就叫做政治家的艺术。请看以下事实：
1.黄华派赴南京。
黄华原名王汝梅，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与姚依林、黄敬（即俞启威）等同为“一二·九”时代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其后陪同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开始了外事工作生涯。国共和谈时，他任北平军调部的共方代表。1949年4月24日清晨，中共大军正式开进南京城，随即黄华就被派到南京市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傅泾波记得十分清楚。
1949年5月5日下午，傅忽然接到黄华的一个电话，寒暄几句之后，傅立即心领神会问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明天上午吧！”黄华回答。于是5月6日上午八时半傅泾波就去南京市军管会拜访黄华。时距南京易手仅12天，中美对话的序幕开始了。除一般闲谈之外，黄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临走时机智的傅泾波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好啊！”黄作出积极的反应，但立即补充说：“我也只能称呼他校长。”意思很清楚，他只是去拜访自己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并非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会晤，是叙私而非论公。“那你什么时候去看他？”傅打铁趁热问道。“你跟他说好之后，我随时都可以去。”黄毫不犹豫地回答。
果然，5月13日“晚上八时半，黄华到访了一个钟头零三刻”。在此之前，当天日间黄华属下的一个燕京校友曾以私人身份拜访司徒（司徒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没有提及其姓名，据悉当时在黄华属下工作的燕京校友有刘克夷及张林生，不知是否上述二人之一），广泛议论了各种政治问题。黄心中有数之后乃亲自到访。当晚在座的还有傅泾波，他们全部用中文交谈。“谈话友善而非正式”，内容甚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在平等互利之条件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之兴趣”，以及“黄详细地解释中国需要与外国有商务往来及其他关系”。以后黄与司徒又多次接触，与傅的往来就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