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共有些内部档案陆续曝光，其中包括黄华与司徒见面前夕，中共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以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对于傅泾波提到司徒愿意继续任大使和我们办交涉，以及修改商约问题不要表态拒绝。
由此不难看出，中共碍于当时的敌对局面，即美国继续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便与之公开接触，但却又有实际需要和美国进行对话。尊师重道古有明训，学生去拜望校长理所当然，至于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把黄华派到南京乃中共为打开中美对话而精心安排的棋局。司徒日记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来这儿的。”明眼人早就看透玄机。
当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外交大计，由周恩来坐镇北平指挥全面，另有两个前沿阵地，一是南京，二是上海。上海聚居着最大量的外国人，外国企业也基本集中在那里。南京则是外国使团所在地，要使这些国家对新政权有所认识，并进而促使它们早日承认新政权，很多工作都要在南京做。两相比较，后者尤为重要。中共派往该两地的是章汉夫和黄华，二人均中共外交战线一时之彦，但论声望和资历，章又高出一线。没有把章派到更为重要的南京，惟一的解释是章并非燕京学生，和司徒搭不上界。
1999年为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由南京电视台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的连续纪录片《风雨钟山路》特别访问了黄华。他回忆了出发前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一语道破天机！
2.上海之行。
1949年5月25日中共攻占上海。6月11日司徒到上海作了一次访问。先是5月31日，即上海易手后第6天，司徒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前往上海的想法。其实当时司徒并无迫切前往上海的需要，无非是“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一下”。同时他亦知道“接管后的一些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必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共方面本可对司徒“不识时务”的要求一口拒绝，但黄华一方面说目前司徒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另一方面又说他属于“特殊情况”，于是为司徒上海之行做了周详的安排，还指派三名人员陪同前去。
司徒到达上海，燕京校友们照例前往欢迎。当时中共又特别指派杨刚和李宗瀛去参加。杨和李都是当年燕大的尖子学生和学运领袖，司徒对之印象极佳，以后又均服务于《大公报》与司徒时有接触。其时杨已调到上海外事处工作，李仍担任《大公报》记者。这段往事乃李学长告知笔者的。司徒在上海前后与三百多位燕京校友见面，其中二十多位是共产党人，都一致劝司徒返北平一行。由此可见，司徒确是受到中共的破格厚待，而绝非“没有人去理他”。
3.毛、周欢迎司徒北上。
这是那段时期中美对话的最高潮。如同黄华和司徒见面一样，为此事穿针引线的仍是傅泾波。根据6月30日司徒给国务院的电文，6月初傅偶然向黄华提及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6月2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其生辰，因多年来司徒一向如此。当时黄华未予置评。司徒在电文中特别指出他事先并未指示傅这样做。迨6月18日黄主动问傅，在时间安排方面司徒访问北平有无困难？傅未予肯定答复。综上所述：（1）傅只是探索地询问有无可能；（2）傅未肯定司徒是否一定北上；（3）司徒本人并未介入，起码表面上如此。
如果说司徒和傅是以低调进行试探的话，则中共的回应可说是极为热烈。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转达他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将欢迎他前来北平。当时司徒再一次以低调回应。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这时黄华又再一次显示出诚意，表示所有铁路可供他使用，甚至司徒如果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亦可安排。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黄华通知司徒欢迎他北上之前两天，即6月26日，司徒已从刚自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处得悉此消息。司徒在日记中说，周告“毛泽东宣称我（指司徒）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司徒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接到陆志韦6月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关于我要往北平旅行的事。”有些人以此认为对司徒北上的正式邀请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发出的，因表面上司徒北上是回燕京度生辰。但我核对该函时发现并非如此。陆志韦6月16日函一开头这样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很显然这只能算是通风报信。令人感兴趣的是信中提到：“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的结果。”（见陆志韦原函）此人又是谁呢？会不会是中共有意向司徒传话？
两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傅泾波访问黄华后谈及陆的信，黄说毛、周会欢迎司徒的。下午黄华前往美国使馆正式转达了此项邀请。
司徒尽管表面冷漠，其内心热情并不亚于中共。他向国务院进言：“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的惟一机会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无奈他有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局面十分复杂，如果过早公开北上之计划，极可能导致胎死腹中。因此他决定：①未完全准备妥当之前不向国务院报告；②对中共方面不作肯定承诺，因为万一国务院不准，他将失信于人。
黄华转达毛、周邀请之后，司徒与傅之间展开了一场少有的争论。司徒通常对傅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铸成终生追悔的大错。争论的焦点在于何时向国务院报告。傅主张“先斩后奏”，等到上飞机时才打电报给国务院。因他深知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但司徒却显得犹豫难决。于是傅说：“你还有燕京大学啊！燕大是你的，你不管不顾吗？”司徒说：“还是稍为慎重一些好，现在院外援华游说集团活动得很厉害，很能掣肘我们的行动。”傅急了说：“管他的！咱们做事嘛！”“你这是流氓胡闹（Yourascal）！”司徒半开玩笑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司徒之所以一再强调小心慎重不为无因，他过去曾数度受到国务院训斥，责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司徒遂于6月30日请示国务院，7月2日收到复电，不同意北平之行这一讯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甚不悦，说了一句：“美帝国主义本性依然不改！”
波公在叙述完这段往事之后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