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全球的时代，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期稍早，在性质上亦包含相近内容，即都是皇权－官僚阶级企图以西方近代军事和工业技术，为传统的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质支撑。二者各自的成绩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得到了一次检验。从此，即从1894年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一再地牵制、阻挠、侵占着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成为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远隔重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通、通讯等条件下，西方列强即使凭借资本和技术的优势，也难以完全抑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的崛起，终于扑灭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最后一线希望。
2、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近代日本作为唯一的例外，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快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这一事实常常被神秘化，以至被人们称作“奇迹”。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萨米尔·阿明指出：
日本“奇迹”的问题从来没有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角度来看。可是类似之处是突出的。在日本所处的地区里，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可是在日本，自然条件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全国的封建割据，贸易城市的自主性，这些都限制了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因此日本和欧洲之间虽然远隔千里，却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确实，在日本受到外界震动以前，日本社会并不导致资本主义，但是一旦时机到来，它就安然成为资本主义。
同样作为古代社会的欠发达地区，日本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有着相近的社会结构。这使它比之于中国，能够更顺利地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作为外围海岛国家，日本历来不得不关注中心国家的有关动向，因此有重视情报、获取海外知识的传统。例如在17世纪初，德川幕府就曾聘用随荷兰船漂流到日本的欧洲人作外交顾问，并保留荷兰商馆，借以收取海外情报，同时以近代地理、军事、医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兰学研究也相应成为风气。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使日本避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因此，萨米尔·阿明在讨论日本演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之后，又接着指出：“事实上，如果日本不幸已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区（即沦为殖民地－－引者）的话，这种演变就可能不会发生。它没有受到这种命运之苦，因为它当时是一个穷国。相反，中国拥有大量集中的剩余，就吸引了欧洲和美国的贪婪。”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具有着密切的战略相关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首席代表朴鼎查极其乐观地说：这个条约开辟了“一个如此广大无边的市场，致使兰开夏所有工场的纺织品，也不能充分供给中国一个省的需要”。正是中国以其巨大的国土、人口、资源和经济剩余长期吸引着列强，为东北亚的日本起到了巨大的屏障作用。甚至同在东北亚的朝鲜，也曾受惠于中国这座巨大屏障的缓冲影响。因此，强加给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迟至1876年才签订，而且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恰恰出自刚刚引进西方文明的日本。
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互为表里和因果。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日俄战后，日本羽翼渐丰，逐渐侵犯到英国的在华利益，但衰落中的大英帝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在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开始着手抑制日本，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走向了太平洋战争。只是由于彻底战败，日本才被迫纳入到美帝卫星国的轨道中。
3、日本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地区被猝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体系中的。由于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更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从而迫使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赤裸裸的直接军事侵略和占领方式，在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以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经济约束，明治维新以后，一条军事冒险主义的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
甲午战败后，依照《马关条约》，清朝廷赔偿日本巨额军费2万万两（后追加3千万两以赎回辽东半岛）。日本利用这笔巨款（收到的是英镑），除了作为日后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外，第一用来抵补甲午战费的30％（7千9百万日元），第二用作扩充军备费用（约2亿日元），第三用来设立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事业（380万日元），第四用作经营台湾殖民地的费用（1千2百万日元），第五用作皇室费用（2千万日元）和为水雷、教育、灾害准备的三种基金（5千万日元）。“就是说，以赔款为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23]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以夺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必需的原料和市场。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施现代化的道路。甚至日本的民用产业，例如生丝和棉纱生产，也是以出口创汇来进口武器和机器设备，以便谋求扩军和培植军事工业。日本的这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亚太地区，直接侵害了英美等以雄厚资本和技术为扩张手段的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前已指出，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互为因果和表里。就在甲午战后，由于在先前丧失了缅甸、越南、琉球等传统封贡藩国之后，如今又失去了朝鲜，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中国的中心国家观念开始彻底动摇。
在中国，有关夷夏之辨的思想集大成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学。公羊学以孔子《春秋》为经，它的流行正值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之后，中央集权制度牢固确立的时期。由于中国长期居于古代文明的中心国家的地位，这种思想自然上升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皇权－官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漫长历史中，成为儒学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念。但是，既然中国－四夷意识是由中心国家的现实地位来支撑的，那么，这种地位的完全丧失，也就使夷夏之辨的观念无所附著了。甲午战后，梁启超通过回到孔子《春秋》的本义，否定了中国夷狄的传统区分。他在为徐君勉著《春秋中国夷狄辨》所做序中写道：“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面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中国、夷狄不再是固定的专名，而转变为价值评判的普泛概念。梁氏接着说：“《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对中心国家观念的反省和放弃，在当时绝非梁启超一人之私见，而是整个维新士子的共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日两国此衰彼兴的互动关系，中国对自身中心国家地位的这种反省和放弃的议论，在崛起中的日本则相反相成地换成了另一种谠言高论。
曾任天皇侍读的日本中国哲学权威服部宇之吉（1867－1939）曾说：“儒学之真精髓在于孔子教，然中国于此久失真精神。……今皇国旷古之圣业，着成于再建中国之伟业。”日本近代思想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其名著《东洋文化史研究》中则以文化中心移动说立论：“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26]这种对传统“中国”地位的觊觎和取代的言论主张酷似15世纪末以后沙皇俄国的“第三罗马”理论，即关于罗马被欧洲蛮族攻陷后，西方文明中心迁移到拜占廷，拜占廷沦陷后又迁移到莫斯科的论述。这种觊觎、取代“中国”的思潮是有其现实依据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相继吞并或侵占了琉球（1879）、台湾（1895）、朝鲜（1910）、中国东北（1931）乃至大半个中国（193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1941），逐步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源远流长的东亚封贡体系解体后，日本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短命的东亚国际体系。
如前文所述，假如不是一衣带水的日本疯狂掠取亚洲大陆，以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模式寻求扩张，那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以廉价商品和雄厚资本为主要手段对中国实行的经济、政治侵略，由于远隔重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难以完全抑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如果说“王朝周期”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质的话，那么，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就更是多种历史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每一次军事扩张都无不带有盲动主义性质。例如甲午战争中，日本已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孤注一掷。因此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说“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并非虚言。假如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有决心打一场持久战，以日本当时单薄的国力，是绝难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种军事上的盲动主义使日本不断铤而走险，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最终导致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覆灭，从而彻底打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