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为旗帜。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持论的立场多有变化，但反传统话语的激烈性格始终如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想的根须深植于19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历史因果。具体地说，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以19世纪后期以来在原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框架内的现代化运动屡屡受挫－－这一严峻的现实为前提的。可以设想，假如中国在19世纪后期通过洋务运动，在同治中兴的景气中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借此完成了中国近代史课题，即摆脱日益深重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之命运－－犹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么可以断言，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便不可能主导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的空间，正如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大致走了一条与传统相妥协与调和的道路那样。因此，中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层面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便成为理解意识形态领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中心国家
1、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罗马教庭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统一则过于短命。在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由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所分割。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这是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表现），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
中世纪后期，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崛起，商品经济也趋于繁荣。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一方面挑战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另一方面则着手翦灭境内众多封建领主的地方势力。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瞩目的是君主与商人阶级的联合：“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为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权的消灭为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所资助的海外冒险事业，则为商人阶级获取了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原料和人力（奴隶）资源。早期探险者们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们故乡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是无力向他们提供海外冒险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扩张事业在使西欧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财富源源流入西欧，使一个商人－资产阶级在教士、王权和贵族阶层之外迅速成长，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权观念随之诞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同期稍后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准备了社会政治的条件。商人－资产阶级曾经由王权所庇护，现在则反过来吃掉了王权。
上述发生在中世纪末叶民族君主国内部的中央政权、封建领主和商人阶级三者间的政治斗争，在欧洲范围内，直到19世纪才以商人－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唯一的统治阶级而告结束。然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政权和商人阶级的政治角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尽管结局在中国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