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西欧诸国也开始了海外扩张事业。到16世纪末，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葡、西两国的海上霸权让位给了后来居上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在西欧诸国通过海路开始向外扩张之后，沙皇俄国也从陆路向东推进，并翻越乌拉尔山脉，于17世纪征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早期，它们曾被有效地遏制在当时尚且强大的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在海路，1661年，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被郑成功击败于台湾－－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从海路对中国的入侵被延缓了近180年；在陆路，1685年，康熙派军攻克雅克萨城，肃清了扩张到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势力，并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沙皇俄国的南进也被阻止了大约170年。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火器和航海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并控制着许多海外殖民地。而当时的中国则拥有巨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拥有高效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伟大的文化传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这种暂时的平衡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被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
1793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以庆祝乾降帝80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并允许英国派公使长驻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驳回。当时的《乾降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种以上国自居、轻蔑外邦的“国际统治阶级”立场，由于有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一历史事实为依据，因而成为整个皇权－官僚阶级世界观念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这种囿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一以贯之，到鸦片战争时期毫无改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洞悉夷情”的开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烟之后，林则徐在照会英王的《喻英吉利国王檄》中写道：
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者，赖有此也。
甚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仍不肯放弃这种“国际统治阶级”的立场。咸丰年间，理藩院仍要求俄国使节普提雅廷按照贡使礼节到午门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法联军之役后，英法公使要求驻京，咸丰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国商品关税为条件，换取英法撤销该项要求。1861年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后，清朝廷为维护天朝皇帝至尊无上的形象，仍拒绝其觐见清帝。
前已指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中国皇权－官僚阶级的“世界统治阶级”立场以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为依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4]扩及东亚的时代，既悖于理，又输于势：一方面与近代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观念和“国际法”原理相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已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无法与列强保持“实力均衡”。同时，骄矜虚妄的“世界统治阶级”立场使皇权－官僚阶级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长期无视西洋文明由于工业革命而获得的强势地位，因此不能及时学习、引进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历史的悖论就是如此。向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变只有在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它的薄弱环节）才最易发生。封建主义的欧洲由于中央政权（无论是罗马教庭，还是神圣罗马皇帝）的软弱无力，因而无法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致使在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国王、诸侯及领主们之间，存在着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生存和发展的异质的社会空间。当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西洋贸易及东西方贸易蓬勃展开的时候，巨额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使一个商人－资产阶级便迅速膨胀起来。同时，不断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着异常广阔的市场。资金加上市场，使更新技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要求历史地摆在了欧洲社会的面前－－由商人－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便应运而生了。与此相反，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备和强大，致使皇权－官僚阶级垄断了社会的全部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促使中国长期居于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国家地位的同时，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的自由发展，使中国社会难以从内部自发地过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国家地位而形成的国际统治阶级的立场，又使中国的皇权－官僚阶级在东亚封贡体系内固步自封，在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扩及东亚的时代，对根本变化了的世界局势长期不能形成客观的认识和判断，久久沉浸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马克思语）中，致使赶超欧美列强的工业化战略被一再延迟。
历史地形成的国际统治阶级立场构成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