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蒋济为护军时，难以止住人们争先恐后地行赂，于是利用此职权之便大肆谋取私利，故当时民间有歌谣说：“欲求牙门，当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意为军官想要担任牙门将这样的军职，必须送护军蒋济一千匹帛；就算是百人督的这种低级军官，也需要五百匹帛。司马懿素来与蒋济关系融洽，有一次他与蒋济闲谈时便以此事相问，蒋济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解释，于是开玩笑说：“洛阳京城中的商品价格贵，少一钱也买不到啊。”遂相对欢笑。（摘自《三国志、注》）
［注2］：俸禄等级为二千石的官卖钱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钱四百万，其中按着德行依次当选的出一半钱，或者至少出三分之一的钱。
灵帝还私下命令左右的人出卖三公、九卿等朝廷大臣的官职，每个公卖钱一千万，每个卿卖钱五百万。（摘自《白话资治通鉴》）
［注3］：不日即把查抄的结果上报：江陵原住宅内，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一十六条，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尚未清点。《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万历邸钞》万历十二年甲申卷。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注4］：灵帝曾经询问侍中杨奇说：“朕比桓帝如何？”杨奇回答说：“陛下和桓帝相比，犹如虞舜和唐尧相比一样。”灵帝不大高兴，说：“你的性格刚强，不肯向别人低头，真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会再引来大鸟。”杨奇是杨震的曾孙。（摘自《白话资治通鉴》）
［注5］：崔烈当时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任司徒。到拜官之日，天子临轩，百僚到会。皇帝回身对亲信受宠者说：“后悔不加价，可以增到千万。”
［注6］：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