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５日，就在司徒雷登已经离开中国而尚未到达华盛顿之际，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正文前面有国务卿艾奇逊为说明编写该书的经过和宗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是颇堪玩味的，显然是为了既不影响司徒雷登的撤离、又避开了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之后对“白皮书”的发表可能产生的阻力。因为，“白皮书”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头上，说失败完全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不中用，不承认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什么错误。艾奇逊甚至在信中说，国民党人还不听马歇尔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建议，从而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还说：“由于国民党领导人军事上无能，加之，投降变节，其部队又缺乏战斗意志”使美国供应的大量军用物资“很大一部分落入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
“白皮书”还直接引用了驻华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许多绝密报告（秘密谈话、机密情报以及使馆自己的主张、计划和建议），这更使司徒雷登十分恼火和惊骇不安，因为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使他非常尴尬。他觉得没法向他的老朋友蒋介石交代，也担心会给那些提供材料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８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按：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是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后调国务院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避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不要接见不必要的来访者，甚至建议他离开华盛顿十天半月。接着，他拜访了艾奇逊、杜鲁门和马歇尔，他们的谈话加深了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不安。后来，他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和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做了两次演讲，但讲稿都须经过国务院审阅、删改和认可。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８月１８日，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
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了５０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最有发言权的７３岁的老人，这样的挫折和压抑，使他精神上和身体上有些难以支持了。在他回到美国三个月之后的１１月３０日开始，他的心脑血管便相继栓塞，中风偏瘫，在访友后乘火车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有一个儿子在华盛顿附近的温彻斯特当牧师，也只是有时到医院看一看他，幸而他身边有个忠诚的中国助手傅泾波服侍照顾，１９５０年傅泾波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也到了华盛顿。他们就把司徒雷登接到家里当父亲一样养了起来。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人服侍，偏瘫１３年的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全靠傅泾波，到傅泾波也气力不济时，还要叫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按：后来是美国的五位华裔将军之一）来帮忙。１９６２年９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临终之前，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