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１８７６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１９０５年开始在中国传教，１９１９—１９４６年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按：实际地位高于校长）２７年之久，１９４６年７月任驻华大使，至１９４９年８月离开中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５０年。他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旧中国的知识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
燕京大学是美国“在华教会联合委员会”指令司徒雷登在原有的北平汇文大学和北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教会大学。经费主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国和中国募集，按美国正规大学的标准，结合中国的特点和需要，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者执教，强调科学，不强迫参加宗教活动，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学贯中西、教学先进的著名学校，培养出了许多有用之材。办学是教会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以校为家，很注意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
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里遇到学生，总要亲切地问候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许多教职员或学生结婚时，请他做证婚人并在他的住所举行婚礼；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曾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也曾协助学生投奔解放区，并在饯别时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现在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他好像是燕京大学这个大家庭里慈祥的家长。
越过历史的沧桑，越过战争、离乱、一个民族的悲情以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客观而言，司徒雷登无论是在中美关系史上还是在更广泛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上都终究是一个“政治上的小人物”。他的“大使”岁月只有短短两年时间，而在此之前的48年，他一直在中国从事传教以及教育工作，并因此获得尊敬。司徒雷登终其一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他骑着毛驴为燕大筹款的逸事至今仍在学林流传。应该说，司徒雷登在华50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中国社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直至被杜鲁门任命为驻华大使，他生活的重心以及命运才悄然改变。
他总是说他从小在中国长大，热爱中国。对于中国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说：“我似乎是不知不觉地达到了这样一种了解，我的感情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已和他们完全一致了，以至于主导我的生活，影响我的态度并且支配着我的活动。这并不仅仅是我喜欢中国和它的人民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很久以前我就确信，除非中国得到独立、统一、强大起来，既不畏惧别的国家，也不对别的国家心怀不满，否则，太平洋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局面。说得更明确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理智、正义和国际善意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支巨大力量。展现在人类面前的这一广阔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相谐调，并和它的人民的最好传统相谐调，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式的政府，将满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愿望，并将使有史以来就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社会民主在政治上得到体现。要实现这目标，中国就必需保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即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性，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威胁。与其说中国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或种族上的统一体，更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统一体，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我的一生就献给了这一事业。”
有人认为，对司徒雷登应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当大使以前，致力于传教和办学，把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才，其中有许多还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对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还是有贡献、有功劳的，应该与后来当“内战大使”区别开来，完全否定他是不公正的。对于这个问题，司徒雷登自己说：“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嘲弄。过去我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而现在却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社会各界的燕京毕业生也为我没有继续当校长而感到沮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作为外交官所吸取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他们终究会弄清楚，我始终是同样一个人。”
星移斗转，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关闭了２３年的中美关系之门重又打开。这些变化离司徒雷登去世还不到１０年。
１９７３年，傅泾波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到阔别２４年的祖国，住了１０个月之久。１９８３年他再次回来探亲访友，希望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岸的统一做些事情。同年，他应杭立武之邀前往台湾，见到了张群、陈立夫、杭立武等老朋友，还在教堂做礼拜时巧遇２０年代末曾接受他的劝说而易帜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但这些老朋友都有意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使他不免有些惆怅。１９８６年３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的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三个月完成。１９８８年５月，傅泾波自感体力不支，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司徒雷登要他办的两桩遗愿，他只能完成一桩。同年１０月，因跌伤引发肺炎，傅泾波在华盛顿逝世。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不能像埃德加·斯诺的那样安眠在他几乎付出了一生心血的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