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界早有论述，然而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媒介的留日学生则很少论及。蔡元培曾在其《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注: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１３６页。】。其中尤以留日学生的作用为大。本文即就留日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的贡献和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部分成员的简历：
陈独秀：１９０１—１９１５年间三次留日。
李汉俊：１９１８年底留日归国。
陈望道：１９１５—１９１９年留日。
李达：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间三次留日。
李大钊：１９１３—１９１６年早稻田大学留学生。
董必武：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间两次留日。
周恩来：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留日。
彭湃：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早稻田大学留学生。
王若飞：“五四”前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
施存统：留日学生。
周佛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生。
从上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和发起人中，留日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张申府回忆：“陈独秀在上海建党，首先主要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参加组织”【注:《“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８月版。】。陈独秀找留日学生参加，说明当时留日学生中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因而引起陈的关注。
当然，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生中，程度并非一致。有的出于好奇，有的浅尝辄止。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并不多见。其中以“三李一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贡献也较大。“三李一陈”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
１９１３年冬，李大钊得友人之助，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据曾和他在北洋法政学堂同学的于树德回忆，李大钊留日时，日本思想界很进步，已经有共产主义者。日本大学中有讲授共产主义学理的教授；大学图书馆里，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甚多，即使外面查禁的书刊，学校图书馆仍可看到。“李大钊同志可能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三年，读了不少的书，写了不少的文章”。“１９１７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就超越一般民主主义思想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了”【注:《“一大”前后》（二）第１０８——１０９页。】。上述推断是可以成立的。李大钊的传记材料也证实：“在日本，大铡同志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注:《李大钊传》第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立即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等论文和演说。从这些文章和演说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已打下了相当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对李大钊又是一个大的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