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充满兴趣
奥登一直为此而做着各种尝试，比如诗体上的变化多端，既有各种基于传统风格的韵体诗，也有风格明快的谣曲、田园诗、打油诗等。尤其是在他政治上微微左倾的早期，他试图“用人民的语言书写智者的沉思”，甚至不惜伤害诗的本性。但他发现他试图讨好的最为广大的“人民”并不买他的帐，无论他写得如何清晰和直接，都无法真正传到那些无产者的耳朵里。另外，他诗体的丰谵和探索的热情也使他难脱“晦涩”之名，如有批评者就认为，虽然奥登技艺娴熟，但其结果却是“看起来是靠语言的自动驾驶进行下去罢了”。(罗杰·金博尔)也有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复杂，处理的事物过多，就像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最终的结果是使诗陷入一种“胶合状态”。美国批评家詹姆斯·芬顿说，奥登在写作的时候，有两个人坐在他身边，“布莱克坐在他的左边，督促他使用平实的语言，下笔要简洁，观点要明确。亨利·詹姆斯坐在他的右边，给他提示迷人的句法和把句子拉长的方法，并让他在细节上继续精雕细琢。”(《布莱克/奥登和詹姆斯/奥登》)奥登似乎一直在这种左右互搏中不停地调适着自己。
虽然也不乏像玛丽安·莫尔这样的辩护者(她认为奥登“是节奏和韵律的大师，他的作品决不会沉闷”)，但就奥登译成中文的作品而言，即便不说“晦涩”，也难言明晰和轻快。他在一首诗中处理的信息过于庞杂，加之各种互文、典故、注释、隐喻，如拉金所指责的，“他变成了一名读者而不是作家，‘注释’———八十一页，关于詹姆士、克尔凯郭尔、契科夫、里尔克、尼采、歌德、斯宾诺莎等等，而正文只有五十八页———预示着他在诗歌里以材料替代经验的做法已经走得很远”。(拉金《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而他的各种韵体诗在经过中文的勉强迁就后，变得不伦不类。而奥登对各种诗歌形式的探索始终兴趣不减，他认为，即便从一个快乐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若根本没什么形式感的话，怎能享受到写作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