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代人精神生活和道德困境
在很多英国同行眼里，离英赴美的奥登已不再是1930年代的“那一个”奥登了，他不仅有逃避战争责任之嫌，在创作上也滑向了一个危险的趋向：态度暧昧，立场超然，由左倾转为内倾。
“疯狂的爱尔兰刺激你沉浸于诗艺。/而今爱尔兰的癫狂和天气依然如故，/因为诗歌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诗歌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奥登后来在一次访谈中重述过这个观点：“我没有丧失对政治的兴趣，但我开始认识到，对于社会或政治的不公义，只有两样事情有效：政治行动和直接报道事实。艺术在此无能为力。……假如没有一首诗被写出来，没有一幅画被画出来，没有一段音乐被谱出来，人类历史在本质上依然是这副样子。”(奥登《公众与后期叶芝》)奥登似乎是在用诗歌的一极来反对另一极。在此之前，他都是以一个左倾的、关注时事、强调介入的诗人形象被关注的。他早期的诗作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思潮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情欲混合物。他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来疗救时代弊病，而以弗洛伊德主义来救赎自身的罪。
拉金批评说，在二战爆发前夕赴美的奥登“顷刻间，他失去了自身的核心主题与情感———欧洲及对战争的恐惧———同时遗弃了读者，连同他们的日常土语及所关心的事情。换作另外一个诗人，这不太重要。对于奥登，似乎是无法弥补的”。(拉金《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拉金认为，赴美之后的奥登变得浮夸而玩世不恭了，当他卸下诗歌的社会责任时，他只是在“玩弄言辞的运气”。
奥登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批评，他认为如果需要他上战场，他义不容辞，而写诗，要知道，每个人都会改变的。他认为这是年龄和生活阅历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变化，“对一个作家来说，顺应他自己的年龄，真的是非常重要，即不比他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幼稚，也不显得过于衰老颓唐”。他的这一观念始终如一。年轻时，他写青春的诗，热血的诗，充满情欲的诗；赴美之后，奥登开始更多地关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困境，而对诗里的政治因素开始有意识地清除，这种清除甚至有些偏执的味道。相对于“圣人”(济慈语)、“教育者”(华兹华斯语)、“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雪莱语)这些被人为拔高了的诗人角色，奥登更愿意拥有一张“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在奥登看来，越是私人的，就越是公共的，诗人活得越像一个正常的人，才是最大的“政治”。
赴美之后，奥登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他诗中的宗教色彩和禁欲味道也越来越浓厚，谦卑、仁慈和爱成为最常见的主题。重返基督信仰，让奥登毫无犹疑地将“爱”作为了拯救的力量。奥登的这一信仰转变，也让他的诗歌转向一个新的向度———将吁求的对象转向神，在对神性的呼告中召唤人性的高贵。在神性的诗歌殿堂里，聚集着这样一些人：荷尔德林、里尔克、叶芝等等，他们“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荷尔德林)，将神性之光的降临作为一种普度众生的力量，诗歌也在此意义上成为救赎之道。
基于这种“爱的信念”，奥登确信，我们的现实世界虽然充满了堕落和罪恶，但依然可堪拯救。每一首成功的诗作，都必然体现了这种拯救的力量，都展现了天堂般的景象。
“每一首好诗呈现的景观，都无限地接近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