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
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
关于苏东坡贬谪惠州时，传说曾作诗二首：一是《咏惠州七县》，二是《咏五华长布石马山》律诗。我市曾有不少方家和文史作者以不同形式投书本栏提出商榷或质疑，但仍然有一些本土作者在各类写作中或持肯定态度，或直接引用。如果我们不能廓清事实，非但无法给地方文化贴金，反而致谬种流传有辱前贤。故我们现再发一篇五华县原文化局副局长李宗英老先生的长文《抛砖引玉辨苏诗》以正视听。
经笔者多年翻阅苏东坡诗著，从未发现有《咏惠州七县》和《咏五华长布石马山》，因而我认为可能是遗珠或者穿凿附会，这有待考证。此诗在我写的《东坡与朝云——游广东惠州西湖》一文，曾引用质疑。后来这两首“苏诗”被四川诗友熊永龄介绍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诗社出版的《远景》诗刊发表出来，获得成都诗人方家刘友竹先生著文辨伪，窃以为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