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十九年，陕西蓝田东乡柳庄寨（今邵家寨）村民合资修建“约亭”，并铸“乡约钟”一口置于内，上铭宋吕氏乡约以正乡俗。
村民日常发生的利益冲突，斗殴争执，墙界地畔之类多在平时即由“乡约”调处平息，非重大事件一般不去找县府。
村民中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也请“乡约”按照“礼仪”主持进行。涉及官府公事公务，也由“乡约”出面应酬接待，配合处理。“乡约”实际已成为官府与村民间的桥梁，是不拿官薪的民间官吏。
到清代，“乡约”的组织机构已普及到村，并成为定式沿袭到民国。
《白鹿原》中有一段对清未民初时县以下政权变化的记述：“皇帝在位时的政权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鹿子霖告诉白嘉轩县府任命他当了白鹿保障所的乡约，白嘉轩大惑不解，说：“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
白嘉轩的疑惑不无道理，正如前面所说，“乡约”原本的确不是一种官名。
中国历史上自秦设县以来，县级政权机构基本稳定沿袭，至今保留不变。而县级以下的基层政权机构却是在不断变化中，从简到繁，从松散到严密，从民间到自治到官方管理逐步演进至今。
古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比较简单，自秦汉至隋、唐，都在县以下设名为“里”的居民组织。先秦时初以8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
里设“三老”或里君（里尹、里正、里胥）管理，主掌教化，宣讲政令，推行政事，这实际就是“乡约”的前身。
从历史小说中也会看到有关“乡约”的佐证。如《儒林外史》第六回：“族长严振生，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老残游记》第十五回：“﹝魏老儿﹞连忙跑来看时，却好乡约、里正俱已到齐。”作家沙汀的《丁跛公》中也有“丁跛公是穆家沟的乡约。”
如同电视剧中演绎的一样，“乡约”在民国中期以前这段时间仍在起着明显的作用。后来则每况愈下，农村社会动荡，民不安生，持续的抓丁拉夫，催粮派款，彻底冲垮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以“教化民众”为主旨的“乡约”逐渐衰退。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只有个别地方人们仍习惯称村上的头面人物为“乡约”。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经常听到农村中对一些喜管闲事的人讥讽为：“人窝中的‘乡约’”···。可见“乡约”在中国历史上对人们生活影响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