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元史》记载：
宣慰使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元朝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都曾任用豪酋为宣慰使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在云南，“至元十八年（1281年）信苴日（白蛮）与其子阿庆复入觐，帝嘉其忠，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子阿庆袭爵，累授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佩金虎符”。“泰定四年（1327）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招南通为宣慰司都元帅”。“至顺二年（1331）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在四川，于至元十三年（1276），宋朝播州安抚使杨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后子至元十九年（1292），“以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之职。泰定四年，（1327）“以思州土官田仁为思州宣慰使”。
宣抚使：元代任用土酋为宣抚使的很多，因宣抚司都设在各民族的边远偏僻地区。如“改鬼国为顺元路，以其酋为宣抚使”。后至元元年（1341年），“平代、都云、定云首长宝郎、天都虫来降，即以其地复立宣抚司，参用其土酋为官”。“以叙州宣慰司为叙南等处诸部蛮夷宣抚司”，蛮夷宣抚司的宣抚使也是以土酋担任。
安抚使：元朝任用的安抚使，在四川，有西川都掌蛮得兰纽为都掌蛮安抚使，阿永为西南番安抚使，播州安抚使杨邦宪，思州安抚使田景贤等。西南诸番中有小龙番静蛮军安抚使龙小零、大龙番应天府安抚使龙延三、卧龙番南宁州安抚使龙文求。在广西，有左右江土酋岑世兴和黄胜许分别为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等。
长官司长官：即蛮夷长官司长官。蛮夷长官司有的又称管军民司或蛮夷军民司，“茆、十围、安化等新附洞蛮凡八万，宜设管军民司，以其土人蒙意、蒙世、莫仲文为长官”。“木瓜犵狫蛮夷军民长官”，“卢番蛮军民长官”。实际都是蛮夷长官司的长官。
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府的土官：元朝任用土酋为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府的土官较普遍，在四川有3个路，云南有19个路、25个总管府（或军民总管府），湖广有19个路、5个总管府的官员都是由土司担任。“立亦奚不薛为总管府，命阿里为总管”。“以金齿归附官阿鲁为孟定路总管”。“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以土人寒塞为总管，佩金虎符”。《土官底簿》记载■人高政的祖父在元朝曾被任用为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府的总管。广西土官勿都在元朝曾授予思明路军民总管。又有“改普定府为路，以故知府容苴妻适姑为总管”。
府、州、县土官：元朝任用土酋为府、州、县官员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元朝在四川、云南、湖广等地任用的府、州、县土酋官员就有150人左右。在《元史》中有许多记载。如木来军民府以“其土人马列知府事”，四川大盘洞蛮地“立盘顺府，命谋谷什用为知府”，广西太平州知州李以忠的祖先在元朝曾任过太平府知府。《土官底簿》亦记载：云南的董赐、罗罗人安崇、■人高义均皆任过元朝土官知州；云南景东府百夷阿吾曾任过元朝土官知县，■人杨益曾任过元朝威楚路广通县主簿；四川土著头人陈隐“元代授思州安夷县知县”；广西赵元佐系元代“本县（崇善县）世袭土官知县”。
元朝还任用土酋担任行中书省的官职，有的土酋被任用担任行中书省的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等官职。如信直日“释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后其子“阿庆袭爵”。播州杨邦宪“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中书省的官职为加衔的虚职，多不参与行中书省的管理，且不少为“遥授”，如“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以安南国王陈益稷遥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第三，规定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南方旧有散毛洞，元朝天子早纳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朝贡。按元朝对土司的要求，土司从归附之时起就必须按规定时间朝贡，有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或三年四年一次。“命播州每岁亲贡方物”是一年一次。洞蛮进方物“率二岁以上”，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其地在云南极边，“令三年一贡方物”。这是二年、三年一贡之例。除定期朝贡外，还有特殊事件的加贡，如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云南部长边习四川散毛洞单顺等贡方物”。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金齿诸路献驯象”。“大德二年九月圣诞节，金齿国贡方物”。等即是。对朝贡的人数，元朝则加以限制，每次限定数人，最多也只数十人。至大四年，“思州军民宣抚使司招谕官唐铨以洞蛮杨正思等五人来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斡罗思招附桑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诣阙贡献”。泰定二年（1325），“平伐苗酋的娘率其户十万来降，土官三百六十人请朝。湖广行省请汰其众还部，令的娘等四十六人入觐”。元朝对土司贡物的品种、数量亦有定额，金、银、丹砂、雄黄、象、马、虎，豹、毡、刀等，土司须按规定数额交纳，并令不许超过限额，“乌蒙宣抚司进马逾岁献额”，即令减少按献额进献。对于土司的朝贡，元朝照例都给予优厚的赐予，赐物种类很多，数量可观。
纳赋。是土司对元朝中央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在元初设立土官之时，土司地区立赋法，征租赋。早在忽必烈进入云南之初，大理王段兴智降，“兴智与其季父信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献地图，诸番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后元将爱鲁于至元六年（1269）征服金齿诸部后，“定其租赋”。至元十六年（1279）另一元将纳速刺丁“以军抵金齿、蒲骠、曲蜡、缅国，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纳赋有常赋和增赋两种，云南景甸土官纳“常赋外增输金五千两、银七百两，许之”。纳赋多以金银、粮、布为主。土司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元朝会采取强征，甚至发兵征讨。因为这是一种隶属关系的表现，它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图。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