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上：“假托怪异之事”
李时勉眼光是独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灯新话》与四书五经的不同。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当然要“假托怪异之事”。《剪灯新话》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界限，让古人与今人对话，死人与活人对话，这正是它特有的叙事方式。
《剪灯新话》多篇写到人鬼恋，如《滕穆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等。《滕穆游聚景园记》通过滕穆巧遇故宋宫人郑芳华并与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发了作者的怀旧情怀，表现了对乱世宫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关怀。《绿衣人传》则通过绿衣女与赵源人鬼恋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行径。前者侧重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表达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后者则在人鬼恋中融入了反权奸的政治内涵。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传》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个叫夏颜的文人，执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与草木同腐”，但是学术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客死润州。一天，他生前的一个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颜在阴司被任命为“修文舍人”。夏颜大讲阴间的公正无私与人间的黑暗，还委托友人将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传于好事”，友人答应了。事后，夏颜非常感谢，“其家祸凶吉福，皆前期报之”，后来还推荐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职。
这篇小说非常耐人寻味，文本表层的意思是以阴间的公正衬托阳间的黑暗，但夏颜后来推荐朋友接任自己官职，而病中的友人仅仅听夏言描述有这么一个官位等着他，便“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识对一个普通百姓的腐蚀何其深刻！
事实上，由于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镇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打上了元末特定时代的烙印，流露出与传统不同的思想。这是身为祭酒的理学家李时勉所不能接受的。
邻国有多部仿作出现，产生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