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 孟浩然《过故人庄》
菊花是国人喜爱之花，与梅、兰、竹一起誉为“花中四君子”。菊花最大的特点是开花晚，它不与众芳争春，宁愿在深秋季节、寒风凛冽之时一枝独秀的品格，寄寓了有骨气文人的人格期待，赢得了多少士君子热情的推崇和赞美。我现在无从知道古代有多少以菊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我深信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菊花，必定在百花之中名列前茅。自从屈原吟唱出“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就与文人雅士结下不解之缘；自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后，菊花就成为隐士清高绝俗的象征。
陶渊明最爱菊，家有菊圃。解官归来，他载欣载奔，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松菊犹存”，这给他以很大的心灵上的安慰。他经常以松、菊对举写诗：“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每有暇日，他便坐在青松之下，手持大把菊花，饮酒赏花。一有苦恼，他就进入菊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菊花丛中忘却人生的焦虑，进入“欲辨已忘言”的空灵虚静的境界。
中国的“菊痴”，除陶渊明外，清代也有许多让人叹赏的爱菊者。清代仁和人景亭北“性喜菊，”自称“菊公”。杭州人陈杞嗜菊尤深，至老不倦，自号“菊叟”。会稽人吴百台，家极贫，贩饼为生，但积金殆百万，乃雇园丁数人种菊，还不远千里觅求佳种。清代著名的歌妓董小宛也是一位嗜菊者。她生病三月，见人送来名贵菊花“剪桃红”，竟精神陡然大振，从此每晚高烧翠蜡，设小座于花间，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
数嗜菊人物，不能不提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李渔，他不仅爱菊，而且对古人赏菊之说发表了不同见解。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种植部·菊》中说道：“自有菊以来，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而予独反其说者，非与渊明作敌国。”意思是：自从有菊花以来，名人隐士无不对它交口称赞，而只有我却发表与之相反的看法，原因并不是要故意跟陶渊明作对。细读李渔的文章，觉得他和前人的“较劲”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