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洋务运动是60年代至90年代初清朝政府中洋务派的改革部署，被称为早期改良派的那批人及其他谈时务的人大抵附从于洋务派，则“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的纲领是当之无愧的。但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持此主张者决不只是洋务一派。完全可以这样说：“中体西用”主张是经早期改良派阐发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的。也可以这样说：早期改良派的言论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指导，洋务派则是“中体西用”宗旨的实施者；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进程和得失，言论家又是敏锐的批评者。
“中体西用”是在维护“中体”的名义下采纳西学的，久被判为包庇封建罪。须知那个时候的中国，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设法把这部分引进到中国来，而成为中西文化频繁接触后的当时二者可能结合的一种形式。这种结合曾经产生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一是在引进技术中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造成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二是使某些社会结构的异化，如旧式学院的逐渐向新式学堂过渡，即其著者；三是在汲取声光化电中产生了一批科技人员，或者变为思想资料在思想领域中放出光辉。这些，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力量虽然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5”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张对新旧文化“兼容并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了方便之门，受到推崇，要是在全国解放后提出这种主张，那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无论“中体西用”或“兼容并包”，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纪”。
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和魂洋才”口号，与“中体西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它们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大异。这不能单从所处国际环境的对比中去寻找答案，还须从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的内在因素及彼此主持国务一代人的作为进行探讨，寻出究竟。
1967年吉田茂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专稿——《日本激荡的百年史》，不妨读一读，开头两章论述“开港论与攘夷论的争辩”、“输入外国文明的代价”，对我们认识“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不同结局，是颇有借鉴之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