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民主与法治。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严重缺乏民主与法治的观念，而习惯于个人的独裁，总是不自觉地要剥夺国民的权利。任何人都应该承认，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并且为中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也许正因为这样，在反袁斗争和其后一系列针对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都曾以“护法”为号召。但是，这位“护法”领袖进行的政治设计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实践却与《临时约法》体现的精神相去甚远。他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民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在他的设计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这三类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凡非党员在?锩逼谥诓坏糜泄褡矢瘛！盵9]在这里，他不仅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和特权等级制，而且要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这样，革命就不是为国民谋利益，而是为革命党谋取特权，使党员成为特权阶层。在革命时期，这也许是进行动员的一种手段，但可以想见，以特权作为吸引，而且剥夺他人的权利，导致的后果将是什么？这一切显然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更为遣憾的是，国民党在１９２４年的改组不仅没有克服这些反民主的观念，而且使这些观念得以延伸。《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声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异，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心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即使在党内，孙中山也习惯于独裁而不习惯于民主。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宣布要求他的党员以服从命令为唯一重要的条件，而且必须甘愿服从他一人的领导。甚至要求党员写下誓约，按下手印，表示愿意牺牲一切而服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象一个传统的秘密帮会，而不象一个现代革命政党。这种做法曾经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因为不愿接受这一有损人格尊严的条件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是，孙中山却固执己见，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他的这种中国特色。在国民党改组的时候，他仍然认为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党人没有绝对服从他的领导，所以一再强调人们对他的服从。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他反复强调组织纪律性，要求党员即使发现了领导者的错误，也不要自作主张，理由是“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正因为这样，当他走投无路时转向苏联时，只看到苏联革命的成功，却看不到它在政治上所带有的非现代因素。
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