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炮舰政策才是列强的惯用手法。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元气大伤；列强与清廷的“修约”谈判，没有满足侵略的要求：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英法能腾出手来组织联军……于是侵略者撕破了“中立”的面纱，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亦从中支持纵容。此时的清王朝是大厦欲倾，不可终日，哀叹“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决定在“宽猛两难之间”选择对侵略者完全妥协屈服的道路。英、法、美、俄等国，通过《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签订，掠夺了公使驻京、新开商埠、内河通航、内地传教及鸦片合法等一系列特权；英法还获得了战争赔款；英国又强占了九龙司；俄国侵略者更利用与中国地域相邻的特殊条件，采取武装占领、外交讹诈和强迫签约等手段，强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西北边境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侵略者的欲望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他们要保障新不平等条约所获的特权，就必须扶植这个僵死的清王朝。于是在他们弹冠相庆之时，就已决心帮助清廷绞杀太平天国政权。列强清楚：如果没有他们支持，清廷“这座房子就会倒塌下来，而我们最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他们积极支持清王朝“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这清楚地说明侵略、掠夺在华利益，是列强的基本政策。
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俄国首先对清廷表现出极大“热情”，驻华公使普提雅廷马上许诺送给清王朝“火枪万杆，各项炮位50尊”。俄国外交部还声称拨50万卢布的特别款，用于装备中国军队。英国外交大臣也告之驻华公使普鲁斯：“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把太平军赶出南京。”
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宣称：“从前中英如仇，今则我们与清政府已有极好的关系。……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法国也表示：“现在既归和好，伊国愿拨兵数千，山上海助剿长毛，以见诚意。”俄国进一步表态要拨兵数百“在水路会击”太平军。
太平天国政权天真地希望与“洋兄弟”友好，并幻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但侵略者对太平天国始终采取敌视态度和破坏手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仍然扯起“中立”、“友好”的大旗，为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清下朝，逼使清廷完全驯服。1861年，经过北京政变，清王朝除掉了“借师助剿”的反对派，与侵略者结成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统战线。从此列强对太平天国公开撕破“中立”旗号，从舆论到行动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围剿。在《北华捷报》上，他们连篇累牍中伤、攻击太平天国“大肆破坏市场，摧残商业”，“破坏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诬蔑“它不是反清革命，而只是反对一切安乐的、富有的以及和平的人民的血腥的‘十字军’。”
在军事上，曾经轰击过清王朝的炮舰从天津开到上海，对准了太平天国；同时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还组织“洋枪队”，充当进攻太平军的先锋；英国侵略者还利用太平天国允许长江通航的便利，将李鸿章训练的9000多名淮军，从安徽运至上海，使之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太平军逼近上海时，遭到侵略者多次炮击；在宁波、侵略者“采取一切办法，阻挠叛军攻占该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时期，西方列强与清统治集团及太平天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列强与中国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列强的对华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的旗号，只不过是变换侵略的策略和手段。列强对华政策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推行他们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把中国看成像一只站在屠夫面前的小羔羊，任其宰割。为保护和扩大其侵华利益，他们的对华政策总是以武装干涉为主。他们所宣扬的“中立”政策是观望之时的权宜之计；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欺骗；是为了达到对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利用与控制的狡诈手段。他们所推行的“中立”政策是“武装中立”，是偏袒清封建统治集团的“中立”，因为清廷还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权力，可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