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经济学者，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2014年4月26日，茅于轼成为英国Prospect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名列第四。
茅于轼为何要谴责秦始皇？
对于才华、人品的评价和取舍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范围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大范围，乃至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盖棺论定的问题。今天顺着这个话题多说几句。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解中国历史，不可能绕开秦始皇。从古至今，骂秦始皇的人很多，各种各样对于秦始皇的批判，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从各自的评价标准出发，对于秦始皇做出评价。但是，“盖棺”往往并不能“论定”，尤其现代以来，为秦始皇翻案的人也不少，要求重新评价秦始皇的声音也时常听见。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为何连续被骂2000年？近代以来试图为秦始皇翻案又是出于什么理由和目的？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建立中国版图的雏形，以完备的法治，建立一套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等等。如果单纯从历史贡献上看，赞颂秦始皇，效仿秦始皇，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与秦始皇类似，千年以后还有一位隋炀帝，也同样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科举制度、大运河，都诞生于隋炀帝时期。如果给历史上的每位皇帝排一排成绩榜，这两个人毫无疑问会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用普通人的评价标准来说，他们的才华和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但是，这两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始终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地位。对此，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于是儒家学者2000年对秦始皇怀恨在心，实施报复。隋炀帝对读书人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没有逃脱被永久谴责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就是昨天说到的，对于才华和人品的评价问题。放在皇帝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就是丰功伟绩和遗留危害的评价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儒家学说的评价标准是，不管丰功伟绩多么巨大，如果遗留的危害后果严重，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必须从本质上否定，这种否定也必须是盖棺论定的。
那么，儒家学说对于遗留危害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看看秦始皇和隋炀帝就能得出结论：一是草菅人命；二是穷奢极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历史伟人有这两个显著的毛病，即便他创立了再大的历史功绩，盖棺论定的时候，他也将是遗臭万年的。这一评价标准与儒家“仁”（爱人）这一核心是完全吻合的。这一标准的本质在于，不能为了创造历史伟业而不择手段，尤其不能漠视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换句话说，是否草菅人命、穷奢极欲，是儒家学说中判定一个历史人物的红线。
儒家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来自孔子。孔子生前作《春秋》，目的就是让“乱臣贼子惧”。也就是说，虽然写的是以往的历史，针对的却是当下的社会和未来，利用后人的评价，利用千秋万代的功过是非定论，让每一个活着的人，为自己在后代心目中的位置而忧心。后人对自己到底是树碑立传，还是世代唾骂，是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必须考虑的，而且也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问题。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与中国人尊崇祖先的传统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孔子以后，中国历史上，经常要重新修订历史。每次重新修订历史，就是对新旧历史人物的一次价值定性。这种方式在当今社会带来一个后果，连孔子也没有预料到。由于孔子所倡导的让“乱臣贼子惧”的历史警示作用和定性作用，因此，对于被定性为负面形象的历史人物，往往着墨较多。借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判定一个人有罪，一定要罗列出他的具体犯罪事实，用证据说话，让人心服口服。而对于正面人物和中性人物，往往比较简单。到了今天，当儒学价值体系被大为冷落的时候，历史上为了警示后人所详细罗列的“犯罪事实”，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贬低、辱骂整个中国历史的工具。好像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些阴暗面，只有这些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的事迹。打一个比方，两个同样干坏事的人，一个人是文盲，干过就算了；另一个有文化，每天记日记。结果，日记成为了犯罪证据，文盲则逍遥自在。
这是价值判断标准改变的结果。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人们看到的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按照西方的历史观来解读中国历史，看到的只有尔虞我诈、权术阴谋、草菅人命、穷奢极欲等现象，却看不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被儒家传统特意贬斥，拿出来示众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不可能出现，即便出现，也一定会被坚决地谴责。
参照秦始皇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拿破仑。拿破仑对历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他所制定的《拿破仑法典》至今都在发挥作用。同时，拿破仑的独裁、破坏、草菅人命也同样昭然若揭。然而，在欧洲历史上，缺乏像中国儒家一样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做法，人们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就处于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状况，崇拜拿破仑的人不在少数。100年后，拿破仑的崇拜者中，出现了一位对历史毫无畏惧的“乱臣贼子”，名叫希特勒，他实践了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欧洲直到希特勒之后，才像中国古人一样，给历史人物以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性。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儒家利用的是自己掌握文化传承的“史笔”，“春秋笔法”，现代欧洲人利用的是法律。为希特勒翻案，如今在欧洲属于违法行为。
利用法律给历史人物定性的好处是，翻案很难，不会出现今天某些中国人不用冒任何风险，时常要为秦始皇翻案的现象。但是，利用法律给历史人物定性的做法，欠缺在于，它只能针对个案，而很难建立普遍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在儒家学说里，则非常清晰：任何草菅人命的人，不管他有多大的历史功绩，都该永世谴责。本来有可能得天下的项羽，因为做了与秦始皇同样的事情，而失去了天下，历史没有对他表示惋惜。雄才大略的曹操，因为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价值观，在历史的舞台上，永远被定位于白脸的奸臣。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基本上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在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上也同样。例如针对二战期间的战犯，日本某些人只看这些战犯对于日本本国的贡献、功绩。参照普通人的标准来说，他们只看才华、事业，而不管人品、德行。这里所谓的才华，体现在日本历史中，就是日本本国的利益。而这些战犯在日本以外地方草菅人命的事实，因为是对日本有利的，因此，日本人不愿彻底定性地谴责他们，反而时时企图翻别国的案。如果按照中国儒家的传统，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下，草菅人命不管对谁有利，都必将是遗臭万年的。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于日本战犯看法的根本差别：日本人重视战犯对于本国的贡献，而不愿谴责。这种观念非常狭隘，如井底之蛙，而且来自于西方民族主义价值观；中国人基于对所有草菅人命者的鄙视，必须要求获得对于战犯的历史定性，哪怕不要赔偿，也要获得这种定性。中国人的这种坚持，并非只要面子，不要里子，而是维护一种千古不变的、“金不换”的道义原则。虽然经过历史的动荡，儒家学说的影响力大为降低，但是，在对于日本战犯问题上，盖棺论定的儒家精神，显示出强大而鲜明的正义感。
因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是完整统一的。对于普通人，绝不能只重才华，不重人品。对于伟人，也绝不能只看贡献，不看关键的危害。评判关键危害的标准，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者爱人。任何违背了这个原则，任何草菅人命者，不管有多大的贡献，都该被毫不留情地谴责。正因为如此，某些害怕自己被历史、被后世谴责的人，才会要拼命批倒、批臭孔老二，才会对儒家学说大加鞭挞。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某些人批判儒学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免得因为一个“小节”而遭后人永远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