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利出一孔”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解与应用：人是趋利动物，以利益引导人们遵循统一的规范，向同一个大目标努力，同时要造成人们只要向上述的“一孔”努力，就会有利，背离这“一孔”则必然有害的大环境，这样才会更快更好的实现目标。其根本要点在于“利”和“一”两处。“利出一孔”，就是指控制臣民的获利途径，使之集于“一孔”,也就是只能通过从事耕战这唯一途径获利，同时对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加以引诱和利用，使君、臣、民通过耕战而达成利益双赢的共识，并为此共同努力，就能实现国富民强。
商君讲，“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君书·算地》）。“民之于利，若水于下也，四无旁择”（《商君书·君臣》），人性好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特性。这种特性是改变不了的。利益算计是人活在世上的第一品性，父母子女之间“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任何血缘亲疏、伦理纲常在利益面前都变得苍白“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的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还原为、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标准。”但是，人性好利对君主来说是件好事，正如韩非所讲，“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法家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既改不了，也无须改。它是制订一切社会政治措施的逻辑起点。君主的政治责任并非改造人性，像儒家设计的那样，君主以身作则地率领着广大人民在圣化等级序列上不断向上攀登，从而带领全社会达成“人皆为尧舜”的大同世界。政治的枢要在于功利——“议多少，论薄厚”（《韩非子·五蠹》），君主就是要利用人性之好利，建立一个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把全国纳入控制之中，从而有效地增强国力、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实现一统江山的宏伟目标。法家依据是否好利和是否能够为君主所控制这两个标准设计了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社会政治控制机制。其根本原则，一言以蔽之，“利出一孔”。
“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商君书·错法》）。既然人的根本特性是好利，君主就可以根据这一特性来规划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法家建议君主，一方面，以政治强权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取缔一切国家难以控制和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业（如“六虱”、“五蠹”），使这些人的生计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当然是以名利为赏、刑法为罚的功利主义激励机制）国家容易控制又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行业——“农”和“战”。此即“利出一孔”。这唯一的“孔”是君主根据国家利益以政治强力塑造的。管子非常重视君主对整个社会利益的控制，甚至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管子·国蓄》）。在兼并战争空前惨烈的战国时代，诸强环伺，待机而侵，战事一起，你死我活，国家的强弱决定了自身的生死存亡。要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想出增强和保持国力的办法，即法家所谓“抟力”。然而，法家清醒地认识到，人皆好利，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对立。所以，法家建议君主必须以政治强权控制社会和人民的获利渠道，使人们的生计、名利为君主所控制，不得不服从君主的利益，从而使他们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相一致，不得不为君主的“王资”而服务。君主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其有效治国、无敌天下的最优化目标，就必须集中力量抓要事或大事，在利益的导向上做到“启”一而“塞”万，即“利出一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