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商鞅也明确禁止老百姓从其他渠道获益。
农民生产粮食多了，自然也想出售一些，赚点钱花。但商鞅既禁止农民出售余粮，也禁止商人收购余粮。农民卖不掉余粮，当然只能交给国家。商人无法收购余粮，就无法在丰歉年份之间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利差，商人赚不到利润，也就只好放弃经商，转行当农民。“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商鞅禁止富人雇佣他人劳作，也禁止穷人从被人雇佣中获得利益。这样，有力气的穷人，自然只有去从事农耕，不再想法设法通过给人打工谋生。商鞅说：“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
管仲曾经要求“官山海”，就是把森林海洋都作为官家的私产垄断起来，禁止百姓获利谋生。国家对专营物品售以高价，据以赚取巨额利润。和管仲差不多，商鞅也要求把森林湖泊草地沼泽等可能带来收益的所有自然资源垄断起来，由君主统一管理经营，禁止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那些懒惰成性、欲望多端又厌恶务农的老百姓不能从山林河泽这些自然资源中获利求生的时候，他们就只有按照国家给定的途径，乖乖地给国家耕作开荒。他说：“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第三，对于一直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商业经营中取利的商人，商鞅的办法是通过增加交易的赋役予以打压，使他们从经商中无利可图，不得不回归农业。
对交易中的酒肉征收重税。商鞅要求对市场交易的酒肉，征收很高的赋税，使酒肉的售价达到成本的十倍以上。这样，农民买不起，自然就不会消费，商人的酒肉卖不出去，也就没有什么利益，他们就会回归农业。
对于关卡和集市征收各种重税。赋税重了，农民憎恶商业，不去经商；商人赚不到钱，也就丧失了对商业的信心，会改业务农。他说：“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为了打击商人，商鞅还规定，要加重商人的劳役。商人家里的奴仆们，也要进行户口登记，一律从事劳役。商人被强加沉重的劳役，也就没有时间精力从事贩运之事了。商鞅认为：“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
商鞅设计的利出一孔之“一孔”，就是耕战。除了这个孔，其他的可以谋生获利的孔道都被堵死。商鞅将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完全落实到社会现实中。由于国家控制了一切财政和资源，控制了一切获利的途径和渠道，堵死了不符合国家政策的谋生机会，老百姓完全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实现了管仲所期待的“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