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为抗战——一个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飞行员的自述
我叫戴自瑾，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父亲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我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我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21岁的我，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来不及与父母联系（我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
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倒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我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我只得返回汉口。
约在1938年一二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学习半年。
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
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呆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浦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终于，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是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
我们这一批（十三期）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18—23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浙大和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又淘汰了50%，最后剩下70多人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界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那时，中国已有两批学员前往受训。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故我们的船绕道印度洋、好望角，转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工作，我们又在雷鸟机场、土生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接着，1943年3月，我终于毕业了，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双发动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但是，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