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晋汉周以降，侍卫与殿前亲军制度日益繁衍，中央对外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团与军团的集体战斗亦较阵前独斗的机会为多。由于双方布列的阵、容相若，每以前后左右中五路军师推进，各军遂有相对的攻击对象。例如晋末杨光远的前军与契丹的先头部队之战，是“自午至哺，互有胜负”;契丹主的左右军继而攻晋阵之东偏，结果“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在一次决定性的战事中，“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最后晋军巧乘风势纵火扬尘，成功横截契丹的围攻。又如周世宗亲征高平，前锋与北汉军初战，令北汉兵稍却，于是，L汉主以中军陈于巴公原，张元徽军其东，杨衰军其西，众颇严整”，而后周军则由“白重进_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卫帝”，形成互以三军对峙的局面。最后，北汉军队乘东北风转南风之际，以张元徽的东军击后周右军，使樊爱能、何徽部队先溃，赖张永德召集善左射者充当左翼，赵匡撒引兵为补右翼的位置继战，世宗才得以转危为安。理论上，两军严阵以待，仍必然发生挑衅与迎战的先头冲突，问题盖出于樊爱能与何徽的避战态度。史载“高平之役，两军既成列，贼骑来挑战，爱能望风而退，何徽以徒兵阵于后，为奔骑所突，实时溃乱，二将南走。”此种现象，当反映参与大规模战役的将领战略趋于保守，不敢冒与敌对决的军事风险。高平战役，赵匡胤“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璃“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马全又“自变量百骑进陷阵”，凡此皆为两军合战之后军团混战形态，旨在反败为胜，与将帅间阵前独斗的本意已略有不同。
四、简短结论
唐末五代，中国由中世转向近世阶段，武人战争成为结束此一时期的必然手段。在残暴的战场杀戮背后，仍须依赖一套理性的战术操作原则，透过作战者全盘精密的攻略部署，始达至最后的军事胜利。从行军列阵至陷敌混战，传统兵法加上武者作战才具，将战争文化推向高点。本文所述的阵前骑斗，是两军合战前常见的序幕战，挑战者与迎战者的交锋较量，决定着整体军阵稍后的作战部署，可谓攻势策略中不能不触及的重要课题。观察各种实例，斗将虽以各种马上技击见称，惟始终不能忽略实战时的心理素质，以充分掌握形势、知己知彼者占优势。唐宋之际，割据与统一战争反复开展，阵前悍将不绝于史，成功塑造动荡时期的尚武精神。从藩镇、亲军将领而帝王的发迹阶段，武人智勇兼具的形象至受时代推崇，并层累形成更为系统的兵学理论，不断为后代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