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1月20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有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委员，沈玄庐、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德麟、张国焘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在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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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说：“我等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廖仲恺等代表立即表示支持。会议就此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就这样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得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顺利地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议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是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一些事务。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工作也就实际落到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大概。信的内容如下：
顿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四十五岁，毛泽东三十一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虽然“兄”是旧时文人对对方的尊称，但关键是胡汉民在“兄”前加“我”，那就是表示着一种无间且亲密的关系。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为九人委员中的一人，并且是常务委员。
上海执行部的三名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年不坐班，执行部的大多数工作只能由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完成，而毛泽东则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终于将他累倒了，他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