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反应令林彪大吃一惊，但并未因此中止他把邓小平及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林彪行为的一项指控，就是他当时是在策划和发动武装政变。
如果中苏边界真的爆发严重冲突，第一个倒霉的将是周恩来。幸好，中苏边界并未发生冲突，周恩来才有能力和机会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处理，那邓小平将会很惨。周恩来这时候在党内的地位低于林彪，所以，他无法反对林的遣送命令。但是他打电话给江西省的党的领导，要他们在南昌附近找一个地方安顿邓小平和他的两位家人，而不是按照原定计划把他们弄到山区去。他还安排跟林彪并不很亲近的地方军事人员保护邓小平，同时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邓小平才能带着一小部分书籍搭机飞往南昌。
在江西，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公家配给他们食物和燃料，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煮饭做菜的工作大部分由夏伯根负责，邓小平亲自劈柴、敲碎煤块，用来做饭和取暖。邓还要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开始接下邓小平和夏伯根所做的部分家事，同时跟邓小平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些菜。这段时间，她还要和邓小平一起，到距他们所住的地方约一里远的一家农机修理厂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而邓小平则从阅读他所带来的书籍中得到很大的慰藉。根据他的官方传记，在江西的这三年当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从他后来回到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段生活经验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些讲话中充满对中国与外国历史的精辟见解，这是他以前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跟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前去劳动的农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但厂里的一般工人刚开始似乎并不清楚他们是谁。但他们一定很快就发现，每天早上8点由警卫陪同到工厂上班，中午再由警卫陪着离开工厂的这个老头子(邓小平这时已经65岁)和这位中年妇女(卓琳这时是53岁)，原来是以前的党总书记和他的爱人。
1971年夏天，邓朴方获准离开北京，前往南昌与他的父母团聚。从他瘫痪以来，邓小平夫妇一直没有看过他。因此，当他们看到他的情况时，一定相当惊骇。此后，他们夫妇和夏伯根就负起照顾邓朴方的责任，每天必须把他从轮椅上扶起来洗漱、上厕所，还要扶他上床。在邓朴方来到之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家人都喊她毛毛)和儿子邓质方(他在西北插队)也来看他们。邓质方很快又走了，但毛毛则获准留下来。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