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可见光绪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其余成员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骨干，也都是缺乏实际经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因为本身他们就出身于上次《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洋务运动较为敌视的清流集团。
这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
他们整日在光绪面前吹得都是诸如“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之类的信息。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而之前李鸿章的客观估测，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小“异论”，根本没有进入年少气盛的光绪脑中。
光绪不满李鸿章将对其进行打击
当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给李鸿章发出一通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直接决定了清廷和战的选择。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