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翁同龢的弟子在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甲午未开战前翁同龢的真实想法：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
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
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
除了“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的盲目自信外，“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才是翁同龢的真正关心所在。抱着看好戏然后整肃淮系北洋的目的，光绪的帝党就如此轻率地开了战。
在派系意识和派系利益侵蚀朝廷安危的思考，甚至凌驾其上的情形下，谁才真正称得上是真正的不幸?
就光绪而言，中央向地方实力派督抚逐步收权天经地义。而光绪新掌令权，踌躇满志，且他相较于其他实权人物，同李鸿章与北洋最无渊源，加以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鼓励支持于侧，帝党新锐唱和于下，则光绪对北洋，能收即收，翁对北洋则能削即削。轻率的选择开战，正是从削弱李鸿章而非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做出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