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认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内战。杜鲁门总统派遣陆军五星上将、战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从事一项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友好政府的领导人和致力于推翻该政府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消除双方间二十多年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样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无功而返，对双方均不妥协表示谴责。到了1948年，国民党人尽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却显然正在输掉那场战争，杜鲁门政府于是便开始逐步从中国摆脱出来。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敦促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减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加紧施加压力，从中国脱身的进程因而就慢了下来。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却坚定地表示要撤离中国，以减少在中国的损失。
这一举动是由迪安·艾奇逊以国务院白皮书的形式作出的。白皮书既遭到了美国右派的严厉谴责，也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本人的严厉谴责。
编写白皮书的目的是澄清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白皮书叙述了中国过去5年中事态的进展情况，力图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能再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中国人，并力图解释美国别无他择，只能作壁上观的原因。
白皮书说，国民党人已使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许多军事装备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即使给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艾奇逊说，美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并将使美国的历史政策改弦易辙。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艾奇逊最后说，“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美国的批评家很快便指责艾奇逊是出于一己私利为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力图掩盖国务院方面的错误。然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却认为，白皮书中披露的资料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已经陷得那么深。
在国会内部，白皮书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白皮书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中国战争是输在了华盛顿，而不是输在中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F·诺兰、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以及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其人是一位与保守的共和党人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主党人）与布里奇斯参议员一道宣称，长达1052页的白皮书是“在粉饰一项无所作为、一厢情愿的政策，这项政策只能促使亚洲置于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实际上也把白皮书称作是一种粉饰，不过他说这种掩盖是在推卸美国政府失败的责任，它未能“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为红色中国的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评论中说，白皮书透露“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来。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毛也许比杜鲁门或艾奇逊想要承认的还要正确。不过，美国不干涉台湾的保证尽管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但若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人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信守诺言。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极力反对，但是美国不干涉亚洲的基调直到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抗击共产主义的圣战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后来艾奇逊因向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一篇“放弃”南朝鲜的声明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他只不过是明确表达了一项美国既定的政策决定，而其他国家若是仔细注意，也许已经明白了这项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与此尤其相关，该项研究概述了美国在远东--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完全相同的“防线”。而且几乎在艾奇逊向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在会见一位英国记者时就已划定了同样的防线。
北朝鲜人无疑对美国的这些声明完全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是相信了这些声明。
从表面来看，北朝鲜把宝押在了美国身上，美国可能会对发生在朝鲜的入侵行动置之不理，这种预测只能被看做是掷骰子式的预测。即便是在受制的情况下，人的反应也很少是可以预言的。在当时，不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作出了什么冷静的战略预测，制定出了什么政策，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敌对的，并且是受突然的主观情绪上的反应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