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人口方面的优势将会使南朝鲜在这个半岛上占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北朝鲜却占有军事优势。他们拥有一支俄国缔造的陆军和空军，这支队伍比南朝鲜的要强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鲜领导人显然推想，他们如果要发动攻击，那就必须尽快动手。
在远东地区，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进行挑衅性冒险的条件也是再合适不过了。1949年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内战中，已经在大陆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且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北平）。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者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残余撤到了中国岛屿省份台湾。1950年初，红色中国人正积极准备侵入台湾，这一行动将会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将最终结束旷日持久的内战。美国没有必要干涉红色中国。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被打垮这一灾难，却使美国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坐不住了，他们紧急呼吁支援蒋介石，阻止红色中国接管台湾。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使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1950年1月8日，北京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了一封电报，坚决要求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驱逐国民党中国。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提出了一项驱逐国民党中国的决议案。
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美国反对苏联的决议案，但却宣布说，美国愿意让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不使用否决权，若有7票赞成，美国就接受表决结果。马立克遭到了失败：1月13日的投票结果是6比3，英国和挪威弃权。虽然马立克仅差一票，但他却立即退出安理会会场，并宣布只要国民党代表不走，苏联就将抵制联合国。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
大约就在苏联代表走出安理会会场之时，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很可能使北朝鲜人下定了侵略的决心，而另一个则减轻了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担心。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两个声明都信以为真，而且对随后的美国行动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评价，这使他们对变化不定的美国政治舞台的误解变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个声明是由杜鲁门总统于1月5日发表的。杜鲁门说，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第二个声明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月12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艾奇逊说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冲绳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有必要，这些阵地将由美国以武力来保卫。朝鲜和台湾都没有被艾奇逊包括在防御半径之内。在他讲话中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
这两个声明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陆上战争所承担的义务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国民党人的幻想已严重破灭。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杜鲁门政府的默许下就已决定，美国对在朝鲜保留地面部队没有多少战略兴趣，美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对付任何共产党人在那里的侵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但是到了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应用在支持蒋介石上。这一决定则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极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作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