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比较难于说明事物的全部。当我们分析一个重大的国内政治经济变动的原因时，需要对更为复杂的形势作出评估。这就是说，除考虑外部威胁外，还要看到中国内部的矛盾因素，以及由外部威胁与内部矛盾交相作用所产生的紧张。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局势相当复杂的时期。国内外的“变数”都比较大。有一点需要研究者特别加以注意，这就是，同五十年代相较，后续的十年，国内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明显加强。如果说，外部威胁是一种实际考虑，那么，意识形态因素就类似于“发酵剂”，会加重实际上的“危险感受”。这样，当我们观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动时，两种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才能获得合理的历史阐释。
实际上，本研究所要考察的，是如下几种“变数”的结果：A、如果外部威胁带来的风险，大于国家突然实行经济政治“转轨”所要承担的风险，那么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就是合理的了；B、如果高估了外部威胁所带来的风险而迫使国家经济政治发生转轨，那么这个“转轨”的风险代价势必过高；C、如果“转轨”并不主要地来自对外部威胁的考虑，而是另外的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等等，那么，就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历史分析。这种实证性的讨论，将会在较大程度上挑战目前的流行结论，即越战是影响六十年代中期中国自身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在越战上作出了“高强度”的反应；以及中国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冷战中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等等。
事实是，本研究执明确看法质疑所谓的流行结论。我们并不认为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应该冒政治经济转轨的风险。而它事实上的转轨，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顾虑外部的威胁。尽管那个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在日益增大。但它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严重。于是，我们认为，“转轨”一定有更为复杂的背景性因素在起作用。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推动国内经济政治的转轨？
有证据表明，以往对1964年中国国内战略性变化原因的研究，是很不精确性的。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流行观点”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占了稳固地位。但是，历史逻辑本身却要讲求它的精确性：例如，北部湾事件发生于1964年的8月初，而毛泽东提出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却至少是在两个多月以前；又如，毛泽东关于改变战略指导方针的意见，是在原有工作日程正按议定节奏的运行当中，向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的，这使它带有了某种突然的性质。于是，下述问题就是研究者必须给予回答的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打破正常工作计划，而用别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新东西来代替原有设计呢？再如，在这种突然改变原有计划的过程中，其他因素，如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扩大化和国内阶级斗争被越加突出出来，是否也在发生着作用？当然，更为必要的是作出解释：认定越战是促使中国政治经济变动第一位的外部因素，那么，在估价战争强度与可设想的波及范围时，是否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已经强烈到足够大，以至达到必须修正共同肯定的休养生息计划的程度？
答案要从毛泽东断然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方针的原因说起。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本人原本是拥护“吃穿用”计划的。他曾于1963年8月首先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在当时要不要继续调整的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向中共中央核心提出的。这表明他最初并不主张重新摆开大投资的经济战场，更没有将战争准备纳入视野。这是大跃进遭到严重失败之后人们普遍愿望的正常反映，并说明，由于物质的以及人们情绪上的原因，当时对政治经济所能做出的重大改动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毛泽东在不到10个月之后，即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即将开会讨论已经酝酿成熟的三五计划之前，提出了他的“三线计划”。他在5月10日和11日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有若干重要插话，其中两点改变了汇报者原有的思路：第一，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第二，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显然，把一个“屁股”即基础工业搞上去，而其他不能太多，是同“吃穿用”取向相矛盾的。因为李富春在1963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刚刚代表国务院申明：“各级计划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而国防工业成了另一个并列的“拳头”，也非计划官员们原本之所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