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证据说明，毛泽东突然改变已经基本成型的三五计划“盘子”，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这是不能违背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研究证明，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反证就是上面所说，毛有关必须实行战备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观点，在提出的时间上都早于8月5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越战明显升级为全面战争这个标志点。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从5月10日、11日开始，毛泽东关于战争和预防战争的说法，呈现了越来越明确和严重的趋势，6月16日在十三陵谈话达到高峰。5月10日、11日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但要搞起来，搞起来吓吓人。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害怕。”5月27日，同中央常委集中谈搞四川三线问题。说，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于三、四、五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打仗还是靠常会武器，但是，为了使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一下，还是要有尖端的东西。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原有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指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并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可以看出，无论是就战争准备还是三线建设而言，此时毛泽东并没有专门考虑越战及越战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反之，他设想的是，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
敌人到处可来，要处处备战的概念，表面上是说明处在一种迫近的危险中，但实质上对来敌的估计是十分模糊的，反而没有原本确定的“北顶南放”原则在战略上具有针对性了。周恩来对“三线”的定义性解释是：“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互相来说又都是第一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这里对东南西北四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姑且不论现实危险是否真有那样大，仅就最低限度而言，对南部即越南方向的防范，同其他三方向是平列的。这就是说，对所谓南方已经“烧到家门口的战火”（此时还未发生北部湾事件），当时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应该进入临战状态。由此可以判断，改变三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提出三线备战问题，并不是有了特别急迫的战争压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某种不确定的危险感觉。
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在李富春5月28日所作“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中，我们知道，“三五计划”中原本要新建的项目，最大的就是酒泉镜铁山钢铁厂。该项目预计到1972年至1973年完成一期投资，规模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吨的产量（预计投资十一二个亿；已投资两个多亿）。但5月27日毛泽东同中央常委谈话后，酒泉镜铁山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富春说：“所谓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西南。”邓小平当场做的解释是：“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很明显，酒泉大后方地位的改变，是同周恩来上面关于“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的说法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邓在这里说酒泉所处的西北“算二线”。至于周恩来所说的“修正主义”，当然是指苏联。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开始变得不安定起来。1962年又发生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有损于两国正常关系，而且也引起双方对历史上中俄签订之不平等条约的保留性质辩。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声明，如果苏方援引香港澳门的例子，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