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
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