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1.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