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