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这也是苏联方面同广州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最后一天。叶公超向对方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对外交关系的破裂应负全部责任。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同样采取了以往的做法，不发表任何意见。借故苏联已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为由，瓦西科夫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答复照会，将照会文本放到桌子上。5日，国民党政府的照会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苏联方面同国民党政府也由此正式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
虽然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见中表示，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处理具有关苏联使馆人员撤退问题时，使馆的对口单位负责人卜道明却提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中国外交人员撤离以后，因为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回到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卜道明的上述做法并没有影响苏联使馆人员撤离的行程，苏联使馆人员30人，其中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等到了离境签证。但英国总领馆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在通过珠江口，进入黄埔港的香港泊位时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为由，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因为1949年秋在这一地区曾发生过数起类似事件。苏联外交部通过驻伦敦使馆与英国政府联系，请求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经由香港的中转签证。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相应。1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三辆卡车负责将苏联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由那里乘飞机到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向渤海开始了向漫长的航行。途中，由于估计不足，轮船的煤和水等给养发生了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因为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仅3000吨重量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车厢，并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在经历了近10个月的颠簸后，终于回到了此时已是北京的北平。
此前的10月3日，中苏双方不仅明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苏联外交部任命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新中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中国外交部任命戈宝权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关参赞兼临时代办。10月5日，苏联政府在征得中国政府正式同意后，任命原驻华大使罗申为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罗申于10日抵达北京，16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王稼祥在10月30日抵达莫斯科后，于11月3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了国书。由此，苏联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式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