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后，苏联驻华使馆南京留守处人员同样与中共方面保持着密切接触。5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主任黄华与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什巴科夫进行了会面。黄华向什巴科夫介绍了新军事政权对外国人的政策，声明不存在任何驱逐苏联外交代表的可能。同时，黄华向什巴科夫表示了彼此间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愿望。在后来的时间里，黄华与什巴科夫所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美、英外交官的活动上。黄华同时向对方通报了有关司徒雷登在美国与中共之间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活动。苏联外交部在命令北平、天津总领馆停止官方活动的同时，同样也指示南京留守人员不要扩大出版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不要开展积极的活动。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使馆对中国公民、苏联公民停止开放。到8-9月间，南京市市长粟裕、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以及南京市的各方要员便开始频繁来访苏联驻南京使馆了。
在广州的苏联驻华使馆仍继续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活动。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的一切事务公使瓦西科夫负责。1949年的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政府在将于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为证实这一情况的真实性，瓦西科夫公使求见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对此事进行确认。6月10日，瓦西科夫在同卜道明的会面中表示，这种传闻通过使馆附近外交部工作人员在收拾和包装各种物品的活动中得到证实。卜道明回答说，他能够通报以下情况，但暂时仍处于保密状态：“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经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信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卜道明继续通报说：“外交使团撤离的日期有待于外交部在重庆为愿意同时撤离的外国外交官办公室情况的准备而定。”6月11日，也就是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济琛（音）受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委托，向瓦西科夫做出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委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任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离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王济琛强调：“政府正式撤离的准确日期还未决定，主要取决与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代表处将会被通知正式撤到重庆的日期，如同由南京撤到广州一样，外交官撤离的交通工具和在新地点的临时办公用房将有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在谈话结束时，王济琛希望苏联使馆在近期派代表赴重庆，对设馆事宜进行准备。王济琛同时表示，中国外交部方面将权力对苏联使馆的撤离提供帮助。瓦西科夫在向王济琛表示感谢的同时说，他将把通知的内容尽快向莫斯科通报。苏联方面在接到中国外交部通报后，计划派公使瓦西科夫率领部分外交官随同国民党政府前往重庆，只是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实施，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离开广州。
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方面暗地支持中共的做法深感不满，但从未正式提出反对意见。1949年1-2月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进行了解；6-8月间，苏联方面不仅在莫斯科接待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秘密代表团，而且还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了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在塔斯社8月1日发表上述公告后，苏联方面的举动令国民党方面感到十分不满，由此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抗议照会。8月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照会指出：上述做法是对1945年8月14日由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违反。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本条约的上述立场，严格承担条约义务的。叶公超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将马上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苏联方面明知自己理亏，采取了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的双重性。在此期间，尽管苏联驻华各地总领馆已经停止了在中国内地官方外交活动，但齐赫文斯基作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仪式。同时，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也赶到北京参加盛典。在庆典过程中，周恩来助手韩叙走到齐赫文斯基身旁，转告了周恩来请齐氏在接到周恩来急件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参加政府举办的节日招待会。在齐赫文斯基从天安门广场返回苏联驻北平总领馆后不久，韩叙便携带周恩来的公文赶到。周恩来在的信中写道：“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现通知阁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在此封信里我将这篇公告寄给阁下，并希望您能将这份公告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齐赫文斯基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函后，立刻用急电将周恩来来信的全文发往莫斯科。10月2日清晨，苏联方面通过电台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在10月2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照会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致本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处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着，故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宣布了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方面认为，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造成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经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以变成了广东省政府而失去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考虑到这些所有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决定召回自己的驻广州的代表。10月3日，苏联驻华使馆在广州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同国民党阎锡山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照会文件。当日，使馆公使瓦西科夫紧急约见国民党广州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转交苏联政府的照会。面对瓦西科夫的来访，叶公超早有准备，因为全世界都已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叶公超没有给瓦西科夫让座，但还是平静而有礼貌的接待了瓦西科夫。瓦西科夫向叶公超宣读了苏联政府照会的内容。叶公超对苏联政府的决定表示了遗憾，但接受了苏方的照会，并表示对此将予以答复。同时，叶公超表示，将为苏联使馆人员及家属转至香港提供帮助。瓦西科夫说，将在最快时间内把苏方的护照转交给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在此期间，外交部领事司早已撤离到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在广州只有与苏联方面有业务往来的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和两三个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