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次日，苏联政府以塔斯社公告的方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新中国政权，同时与广州阎锡山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有关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过程，无论在建国以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中，还是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是由于毛泽东在10月1日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很自然地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政权。但很少有人知道，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过程本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驻华使馆在1949年间的10个月时间内，经历了由南京撤至广州，再由广州再撤回北京的心路历程。客观地看，苏联方面的上述作法，尽管极大限度地保护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在华的政治，特别是经济利益，但无疑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难以逝去的阴影。
一
在谈论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同时，我们很有必要对1948-1949年间中国革命的形势做一个简单回顾。1948年末，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占居优势。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计划的进程大大提前。面对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1949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已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的此番声明一方面向世人宣布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的确令苏联如何实施既定的对华政策感到更加为难。因为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双重外交政策：以中苏两国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同中国国民党政府保持官方外交关系，但同时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东北地区解放后，苏联方面自1948年夏季起，向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派遣300余名各类专家帮助东北恢复经济建设，恢复和重建了62座桥梁，以及1300余公里的铁路线。虽然苏联方面的上述做法令国民党政府不悦，但苏联方面对中共的倾向性，对国共双方，乃至国际社会来讲，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针对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中共方面尚未全面夺取全国政权的复杂局面，如何处理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令苏联方面感到十分棘手。1948年5月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苏联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明确指示，对苏联驻华使馆的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定和限制：即苏联驻中国使馆应对中国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官员在同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中不得超越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这些影响与其有联系的政府头面人物可能性，以解决涉及保护苏联利益的问题。如有中国政府持反对意见人士以及官员请求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则只能回答说：苏联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仍依照1945年苏中条约之规定，其原则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大使应坚定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政治领域应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个别人的攻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请政府官员予以关注。在经苏联外交部确认后，方可向报界做出相应声明。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机构，个别情况下也可面见蒋介石，敦促中方履行对苏贸易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考虑到当前民主团体和进步团体尚处于非法状态，在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会面和谈话时应仔细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与任务。不可回避与美、英及其他国家使节往来，但要与其保持正式和适当的关系。不与这些人争论中共问题和其他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不可对其做坦诚相见。在一切场合均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苏联在1948年后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小心和谨慎的，尽管苏联方面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上已向东北人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对苏联方面而言，过早公开表明自己对华政策的真实立场，不符合其根本利益。苏联驻华使馆也正是遵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在中国从事各种外交活动的。
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府由南京撤退到广州的决定彻底打破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平衡性。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和公使馆，南京政府将于21日撤到广州，同时建议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方面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建议，在大使罗申的率领下，使馆大部人员于1949年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撤到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等待中共军队的到来。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2月14日，国民党广东省省长薛岳在同罗申谈话时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国共和谈中积极参与，提供帮助，但罗申却以苏联政府对关于“四大国”参与调停的声明为借口，拒绝了对方的建议。罗申指出：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身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2月21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会见罗申时询问了使馆的情况，罗申回答道，如果不认为使馆工作人员住宿条件有些紧张的话，对一切还是满意的。李宗仁向罗申通报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李宗仁指出，自蒋介石离任后，尽管有少数亲蒋分子企图对和平事业制造矛盾，和平的最终结果经历着考验，但政府内现在统一的认识是，应尽快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李宗仁强调，和谈的前景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谈判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切。在最近的时间里，邵力子有可能同毛泽东本人建立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