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富二代和抗日杀奸团
卢沟桥的炮火响过，正在庐山陪侍蒋介石的戴笠接连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北平站长王天木、保定站站长宗周发急电：“此间认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自应与之抗战……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扰乱，借以发挥特工之威力……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刻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在1941年之前，天津每天都有抗日行动，汉奸死的事常有。一个小汉奸出门走在大街上，几个天津娃娃一人拿一块砖头就能把他拍死。”龙一说，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报复行动是谁主使的。后来，随着史料的发现，才知道中共领导的“抗日防火团”、苏联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支持的“大连谋略纵火团”都在天津办过让日本人气急败坏的“大案”。电影《色，戒》上演之后，被历史遗忘多年的“抗日锄奸团”也渐渐浮上水面。
文史爱好者、作家萨苏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解密中国抗战》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记述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冯运修。
1937年，天津中日中学16岁的学生冯运修加入“抗日杀奸团”。“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多为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一类天津著名中学的高中生。
这些花季的学生杀手几乎个个有显赫的身世：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也是“掌心雷”一类当时世界上最轻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枪柄上镶嵌珠宝。冯运修是其中一员。因为舅父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冯运修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并以学枪打猎为名，练成神枪手。
戴笠很快看中这支“少爷羔子”组成的暗杀团，先令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跟“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结成拜把兄弟，又令天津站书记曾澈潜入南开，成为“抗团”的一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记述：后来升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曾澈把“抗团”看成军统的外围组织，但“抗团”的成员并不知情。
1939年，冯运修升入辅仁大学，因为此前一年的天津大水，“抗团”的行动重点已经从天津转到北平。1940年7月7日，北平的日伪组织计划在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军统布置“抗团”借此机会锄奸，首选目标是《新民报》总编辑、号称“京城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冯运修被选为一号枪手。
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戒备森严，冯运修无法下手，一路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趁着一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吸引了吴的注意力，冯远修冲到他身旁，对其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即毙命。
就在“抗团”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几票的时候，已调至军统上海站的“拜把大哥”王天木投靠了汪伪。
1939年9月27日，军统天津站站长曾澈在天津大经路被捕，如果不是电视剧《潜伏》让“军统天津站”成为剧透们热搜的关键词，生年27岁的曾澈差不多被人彻底遗忘了。马振犊在《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中寥寥数笔，勾勒出这位热血青年的最后时日：被捕后，曾澈绝食求死，日本人强行给他注射补针，从天津押解到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威逼利诱一年无果，将其在北平枪杀。
曾澈牺牲后，“八月大搜捕”在平津两地张开大网。日本人封锁消息，弃平津两地警力不用，调动伪满军警入关，“抗团”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
1940年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西四北四条的冯宅。冯运修很早察觉，但他负责保管的“抗团”的文件，如果落入日军之手，会给他所在的组织带来灭顶之灾。冯运修放弃逃生，退到厨房，焚烧文件。
日军已经破门而入，抓住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并且发现了冯运修的藏身地点。日本特务喊话，叫冯投降，冯不答，继续烧文件。日本人闻到烧纸的味道，冲向厨房，冯运修枪法精准、弹药充足，始终把日本人压在火力线之外。汉奸把冯父当作活盾牌，挡在前面，一步一步逼近冯远修藏身的厨房。19岁的冯远修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枪，子弹擦过父亲的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汉奸的脸。
日本宪兵本来想抓活的，僵持良久难以得手，只得架起机枪向冯家厨房扫射，冯远修的枪声渐渐停止，日本特务冲进厨房，发现他已身中数弹而亡，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
经历“八月大搜捕”的血雨腥风，“抗团”余部转战上海，《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记载：军统上海站对他们除每月法币370元，没有其他支持。1946年，“抗团”解散，少数人加入军统，多数团员拒绝军统许诺的军衔，各自浪迹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