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1月21日，安徽省造反派在召开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前，要省军区派300到500名士兵来警卫会场秩序，保护现场，以防对立派冲击，声称：“如果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于21日14时前给予答复。
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
同日，毛泽东即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1月21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当日，周恩来在军委碰头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指责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毛泽东的批示打破了军队与已经兴起并且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隔膜，拆除了军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障碍。中央文革一伙早就对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置身事外强烈不满，借此机会，他们正好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康生立即表示：“全面内战，你人民解放军能站在外面吗？决没有这个道理。如果军队不在左派方面，左派就无权了，或者说是无军之权。”陈伯达则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没有中立的余地，没有不介入的可能。……现在的问题，决定一切的问题，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站在左派一边来，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打退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扑。”林彪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所有右派掌权的地方，统统要夺过来，政权必须掌握在左派手里。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左派不夺右派的权，右派就要夺左派的权，就要颠覆左派的政权。……（军队）现在进入了介入的时期。不介入事实上也介入了，现在正式介入，公开介入。过去不介入，是时机不成熟，哪个左派哪个右派看不准，现在看清楚了。”
他们的讲话，只是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发挥，并向自己的理解靠拢。但有一点却是事实：人民解放军不可能长期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外，“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总要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民解放军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趋势，不过或迟，或早，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介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