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具体协商西北军事计划
由于种种原因，向莫斯科派遣军事代表团磋商西北军事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孙中山派总参谋长蒋介石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在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编练军队的同时，与蒋介石具体讨论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问题。
代表团8月16日从上海乘俄轮出发，经海参崴再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除了蒋介石以外，代表团中还有沈玄庐和王登云。其中沈玄庐不久前还是中共党员，蒋介石和王登云则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挑选王登云主要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为蒋和沈做翻译。到莫斯科以后，中共党员张太雷和从欧洲来的邵元冲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
代表团是9月2日抵达莫斯科的。他们依次拜访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在9月9日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蒋介石详细地介绍了孙中山与他讨论过的军事设想。他明确告诉苏联军方：广州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人已经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地区，即西北地区来”。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此，孙中山不仅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派尽可能多的顾问到华南去，仿照红军编练部队，尤其希望能够与苏方共同商讨新的作战方案。
关于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的军事计划问题，蒋介石做了扼要的介绍。据他说，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的地区，按照红军的样子建立一支新的军队，然后从这里向北京发动进攻。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介石在会后亲自整理的计划书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题目，于10月3日提交给了苏联军事委员会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约9千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和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具体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京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
按照孙中山原来的设想，文件仍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但蒋介石详细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为“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因为从军事角度看，从蒙古进攻北京，只需要在路上花四五天的时间。据此，蒋介石建议，由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库伦组建至少三个混成旅，每旅6000至10000名士兵，使之达到8000至30000人之数，同时为他们提供15000至24000条步枪，12至18门大炮，1500至3000匹马或骡子，6至10架飞机，50至300辆汽车。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做诸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以及准备军事供给等项工作。以便最早从1925年5月起，就可以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对北京政府发动进攻。按照蒋介石的描绘，这一进攻可以从1925年11月开始，首先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并攻占北京；然后占领黄河流域，夺取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和河南省省会开封府，以及江苏省的徐州；最后占领长江流域，夺取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
代表团被搁在莫斯科坐冷板凳，苏联人断言西北计划纯属冒险
蒋介石等人9月2日到莫斯科，5日见契切林，7日见鲁祖塔克，9日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然后三个多礼拜被安排参观游览，直到10月3日虽有机会递交军事计划书，但仍见不到苏联有关负责同志的面。此后俄国人依旧把蒋介石晾在莫斯科坐冷板凳，时间更长达一个多月。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6年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所遇到的几乎同样的情况。那一次毛泽东只被晾了一个多礼拜就已经大发脾气了，不难想象被晾在一旁将近两个月时间的蒋介石心里是什么一种滋味。
11月1日，契切林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转告他说，苏联新任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来信特别强调：“在这里对孙逸仙的参谋长应该表现得亲热些。可是情况恰恰相反，除了我之外，同他见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同志”，结果“参谋长神经过敏已到了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已忍无可忍了。
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内无疑是最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认为只有争取苏联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在广州收复后，他仍对访问苏联、争取苏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明确向孙中山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他万万想不到，一心想来苏联争取苏援，自信有绝对把握，结果竟遭如此冷遇。由于把此行看得太重，搜肠刮肚地去猜测俄国人的想法，弄得无所事事的蒋介石反倒神经紧张得难以自恃，不得不要求离开莫斯科去休养和治疗两周。
终于、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度露面了。他们在这一天下午接见了蒋介石及其代表团成员。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地表示，他们已经详细地研究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书，他们的结论是：“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建议国民党最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等到内部条件已经变得有利时才去考虑它。对于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他明确讲：“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只能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行动”。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改变看法，在西北组建新军为什么注定是冒险，斯克良斯基未做任何解释。斯克良斯基唯一同意的只是，国民党可以派人来莫斯科学习军事。
在焦虑不安中等待了两个月之后，竟然得到这种回答，可以想见蒋介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蒋介石焦躁的心情这时反而平静下来了。负责接待代表团的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翻译这时发现，蒋介石甚至在表情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吃惊和不解。甚至，刚从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出来，他就告诉翻译说，他不需要去休养和找医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