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顾总调北京工作，任科技委副主任。
工作中我和顾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既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不夸张的说，他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一、航空报国的真正践行者的楷模顾总出身文学世家，他父亲顾廷龙老先生是燕京大学上世纪30年代的毕业生，解放前担任过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直到95岁辞世，是我国最着名的国学大师、善本书大师，曾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委托主编善本书目录。顾总幼年、少年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度过的，他亲眼见过许多文化名人大家。
按说他应子承父业，可是抗日战争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中横冲直撞，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逐渐形成了航空救国的信念。因此在他中学毕业后毅然决然的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校任教，因他是父母唯一的一个儿子（他有个哥哥，因病早逝），他的母亲非常希望他留在上海，留在身边。可是他认定航空报国必须到航空工业第一线，他毅然选择了到沈阳（后来回到北京）四局工作，从此走上了航空报国的道路，这一走就是60年。
在四局技术科，他工作认真负责，领导分配他的工作他都很好地完成，他的工作得到了技术科负责人、我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的赏识。1956年四局决定由徐舜寿组建飞机设计室时，徐舜寿又将他带到了沈阳，随后他出任气动组长。他完成了歼教1、“东风”107等型号的气动力工作，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成立，他进入气动室工作，1963年被任命为所负责气动力工作的副总设计师。
在歼8飞机研制中，他和有关同志一起攻克了飞机振动、烧尾部、空中停车等技术关键。为了摸清飞机尾部振动空中流场的真实情况，他三次瞒着爱人乘歼教6飞机到空中观察。为什么他要瞒着爱人呢？因为他爱人的姐夫，我所的第一任总设计师黄志千在1965年去欧洲考察，途经埃及，不幸发生空难而牺牲。从此他们出差都不坐飞机，如果顾总没有航空报国的坚定信念，就不会亲自乘坐歼击教练机到空中去探索流场的真实情况。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1980年4月三机部领导决定开展歼8大改飞机的研制工作，4月10日电话通知沈阳所在4月13日前到京向党组汇报，4月11日，部里又来电话通知，顾诵芬必须参加。顾总决定带我进京汇报。为了抢时间，在顾总和我准备去北京的当天（13日）上午，顾总在一室进气道组组织有关专业讨论两侧进气道设计方案，由于他连日辛劳，讨论至上午10时30分左右，不慎摔伤，伤势很重，昏迷不醒，急送沈阳医大一院抢救，直到17时仍在抢救中，当他醒来时，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指管德副所长）。”他爱人就在旁边，和她一句话都没说就又昏迷过去。他一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时刻牢记航空报国的信念。重伤中的他心中仍然想着工作，想着航空，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伤势好转后，组织安排他到空军大连疗养院疗养，为了歼8大改的事我又到他那汇报了两次，每次他都不谈他的身体，而是和我专心的讨论战技要求和方案，并嘱咐我要把工作抓好，做扎实。
顾总母亲1967年病逝后，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患有哮喘病，无论从照顾老人还是考虑儿子的身体他都应回到上海去，可他为了航空，为了歼8飞机，他一直坚持到1986年歼8Ⅱ设计定型后才奉命到北京履新，这才把老父亲接到北京。他人在北京可心仍系歼8，我每次去京出差见到他时，他都仔细地了解工作进度情况，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找些参考文献、资料供我参考，也时时出主意想办法，当时没考虑好，就在事后电话中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