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代号为啥定为“596”
6月5日吃过早餐，陪张爱萍副总长看望了××厂的干部家属。虽然这是中国最核心国家机密——原子弹制造工厂，但是环境十分艰苦。张副总长一一询问，许多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挑选来的，工人多是七级、八级技工，政治上要求百分之百的可靠，历史查遍祖上三代，可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中坚。他们到这片荒原上工作生活，抛家别子，无悔无怨，为自己能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绝密工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
晚上散步时，我问张副总长，你今天谈到中央让你抓原子弹，搞了一个月调查，当年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争议是怎么一回事？张爱萍感叹地说，中苏关系渐渐走向决裂，苏联撤走了专家，将新技术协定援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半拉子工程扔进了西部的大漠上，甚至连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也不提供，绝尘而去。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机部决定永远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把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定为“596”，造出中国争气弹。可是此时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原子弹上马与下马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因为正值3年自然灾害，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觉得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原子弹的科研工作还是等经济好转了再上马，但是军队的几个老帅则主张，纵使困难再大也要上，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坐稳江山的大事情。于是“下马”与“上马”的争论摆到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主张下马的同志摆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认为如果此时上马原子弹，国民经济便会雪上加霜。陈毅元帅的态度最坚决，说：“一天都不等，一天都不能停。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上来。”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也都大力支持要搞下去。林彪说，原子弹就是架在火上烧，也要将它烧响。我的意见也很明确，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棒。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少奇同志当场拍板，先不争论上马下马的问题，派人调查清楚原子能工业的基础和现状，再定也不迟。陈老总和聂老总说，派张爱萍吧，他是副总参谋长，管军队武器装备的。主席和少奇同意了。
中国核试验场从敦煌附近移至罗布泊6月13日晚上坐下来，我问（马兰基地）张蕴钰司令员，马兰基地是怎么选定的？
张蕴钰司令员介绍说，1958年5月22日，军委决定上马原子弹工程后，时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的他经陈赓大将推荐，担任首次核试验基地建设第一任司令员。他走马上任时，苏联专家已经帮助中国选定了核试验场，在距敦煌120公里的大漠。那年国庆刚过，张蕴钰去了敦煌，看了苏联专家的核试验场设计方案：试验场可试爆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靶场编有力学测量室、光测量室，以及靶场主任、学术秘书等，全是苏军配置。
张蕴钰愕然，说我在上甘岭与美国佬交过手，他们太牛了，凭着现代化武器狂轰滥炸。我看过资料，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而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试验两万吨级TNT，太小了。
在苏联专家选定的核试验场转了一圈之后，张蕴钰按捺不住了。不行，这个选址不行，离敦煌太近，莫高窟千佛洞、还有鸣沙山，可是世界级的人类文明啊！他驱车所至之处，尽是大漠孤烟，长城雄关：玉门关、阳关遗址，中华民族的一帧皇皇青史，皆靠这些地理地标来作证了。倘若核试验场真在此地，蘑菇云一旦腾空，千年奇观便会毁于一旦。
“苏联专家说这里能搞两万吨的试验。”随行人员解释道。此话一出，竟将张蕴钰激怒了：“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两万吨之内？两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两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人的民族！”
张蕴钰回到北京，力陈选址敦煌以西120公里处的诸多不便，提出重选核试验场，获得了陈赓大将等人的支持。
核试验场究竟选何处好呢？周恩来总理在地图上，用铅笔往新疆罗布泊一画，说，楼兰古城的背后，不是有一片偌大的戈壁吗？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20余人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63”运输车，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里北连博格达峰支脉，南接阿尔金山，南北两山巍然而立，是两道自然屏障；东部为丘陵，再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罗布泊和孔雀河镶嵌其中，水源丰沛；正中部是一条狭长的原始戈壁，周遭几百公里无人烟，也毫无矿藏开采价值，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砾石。西方的探险家称这里为“死亡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