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12月1日成立。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被中国人无数次感念的约翰·拉贝，魏特琳也是成员之一。
早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以收容难民。她在信中说：“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南京安全区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面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非军事化，设立26个难民收容所。
安全区的中立和不受战争侵害的地位，必须要交战双方认可才能实现。张连红告诉记者，安全区虽冠以“国际”的头衔，但实质仅为涉及几国公民的个人行为，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而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安全区的安全与否，完全取决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意愿。只要日本军方不合作，安全区注定不安全。
南京国民政府倒是对安全区给予全力支持。根据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的记载，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国际委员会，还提供了450名警察、4万担米粮和面粉，及8万元现款。安全区内原本有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很快被撤走。
在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之后，12月1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方通知：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努力尊重此区域的中立。
这样的口头承诺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张连红说，实际上，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经常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的一周，魏特琳和教工们把大部分家具从中央楼、科学楼、音乐楼和实验楼里清理出来，也清理了宿舍，准备安置难民。魏特琳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少年，为难民带路。
12月12日晚的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魏特琳和衣躺在床上，听着重炮轰击着城门，和城内激烈的枪声，一夜未眠。此时的南京，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成了与世隔绝的死城。
次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的南京城，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这一天，魏特琳5时起床，去校门口探看究竟。
南京的大街上，商铺紧闭，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一些老百姓家里挂出了日本国旗，以求平安。
安全区的街上则挤满了人。
魏特琳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目睹那些装扮成男人和老太婆、哭泣着跪在门前的妇女，魏特琳立即让她们都进入校园，并竭尽全力保护她们。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琳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累累兽行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