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得到证明：
周恩来的谈话是这样被披露出来的。1984年，美国着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程来中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在搜集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资料的过程中，经过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批准，他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访问所有他愿意访问的还健在的长征参加者。同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91周年这一天，长征中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会见了他。
当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杨尚昆回答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这样，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得到了最权威的确认。
但遗憾的是，遵义会议迄今已经召开好多年了，而这次会议的记录却一直没有被发现。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装在几个白铁皮箱子里，或由人挑，或用马驮，随中央机关一起行动。中央主要负责人走到哪里，“挑子”就跟到哪里。
博古在遵义会议以后离开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岗位，履行的交权手续，就是把“挑子”交给了代替他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史称博古“交挑子”。当时在遵义会议上唯一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何克全，还在会后私下对博古说：“挑子不能交……”博古没有听他的话，一方面因为确实感到自己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对党和红军受到的重大损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古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坚决执行遵义会议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