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里面装着遵义会议记录的那个“挑子”哪里去了呢?第一种可能，是在红军四渡赤水时，一次过浮桥时，驮“挑子”的马突然受惊，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了。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四周有敌人的追兵，谁也顾不上仔细清点丢了什么东西。第二种可能，是在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之前，中央机关“坚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装箱后，运于荒山野岭之处秘密掩埋了。到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时，中央机关已经迁到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全国解放后，寻找这批文件时，因为历经战乱，几年间又有几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的地方留下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谁也记不得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两种可能中，大概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如果在长征中遵义会议的记录没有丢失的话，在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中，在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央秘密文件汇编《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时，是会把这个重要文件选编进去的。既然《六大以来》没有把遵义会议记录编入，说明这份文件可能在长征中就已经丢失了。
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中，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与毛泽东和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一起行军，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在长征途中，情况瞬息万变，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也就随时召开，有的留下了文字记录，有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这段特殊时期的中共历史，邓小平作为亲历者和当事人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46年后，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为了写好对遵义会议的评价，特意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在《决议》草稿中写了“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送给邓小平审阅时，他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我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
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以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起到的重要领导核心作用的实际情况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指出：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