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遵义会议资料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邓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这段历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史着作凡提到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从来没有提到过邓小平。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55年开始开放的，在陈列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中，最初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并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后，邓小平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令人难忘的战争岁月。他仔细地看着楼下每一间房子，抚摸着室内陈设的物品，不时与同行者述说着当年的有关情况。随后，踏着楼梯间，看到房间里仍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对随行的同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接着，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邓小平一边看着檐下柱间的拱券和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一边对同行的负责同志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邓小平的记忆十分准确，这个地方进行过改建）。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后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1965年经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立批准，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里壁墙上，按照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顺序，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些“造反组织”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号，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了黑×，邓小平的照片被从会议室墙壁上拆了下来。
但是，邓小平对一些人在关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和恶意诽谤，始终不屑一顾。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从江西返回北京，等待安排工作。一天，有一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女儿去看望他，谈话间问到参加遵义会议之事，邓小平泰然自若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了，不会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学习和研究党史的高潮。经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党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证，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一事终于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