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他们特别怕的是，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后变成第二权力中心，港督就成了“跛脚鸭”，走不动路了。香港老百姓有什么官司、有什么问题就不找港府，而找联合委员会去告状了。
这个问题一直僵持到1984年7月，柯利达这时候也有点着急了，因为到9月就满两年了。怎么办呢？他建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访问。
当时小平同志说，中英联合机构进驻是必需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可以松动。大家可以互谅互让，但必须进驻，晚两年进驻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小平同志还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定1993年公布，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改成1990年。然后他又讲过渡时期要注意五个“不要”：一、不要动摇港币的地位。二、不要滥用卖地的收入。根据小平同志的这条指示，我们后来在谈判中提出两点：一是考虑到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港英政府一定的权力批租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英亩，如果超过必须双方达成协议才行。二是土地批租收入必须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归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派人管理，放在银行里存起来保值增值。经过艰苦的斗争，中英双方就此终于达成协议。三、不要增加将来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搞一些大而不当的基建项目。这样才有后来机场问题的斗争，这个机场就是现在的大屿山机场。四、不要带头转移资金。五、不要自搞一套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前面4条是经济方面的，最后一条很重要，是政治方面的。事后证明，小平同志对香港的事情很清楚，而且看得准、看得深、看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