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条例》规定特别严苛?
比照刑法，《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置的规定要严苛得多。对此，袁世凯有其独特的认识。1914年7月7日，他在送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追认该条例的咨文中有个说明：“窃以为，当此廉耻道丧、纲纪荡然，非法子产之猛，诸葛之严，断不足以激浊扬清，而使僚属有所惩劝。若于官吏犯赃之案件，而仅照刑律治罪之条文，则不肖官吏，必不免狎而玩之，驯至毫无忌惮，势必妨及公安。此本大总统度势审时，所以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之发布也。”或以为本条例规定未免过于严重。“殊不知法律本无宽严轻重之别，纯以适于国家现情与否为断。共和成立以来，仕途之庞，流品之杂，殃民蠹国，弊曷胜穷。今虽次第考核，甄别去留，吏治可望渐有起色。然既处积重难返之势，恐不免有阳奉阴违之徒。若非严刑峻罚以绳，其后吏治安有廓清整肃之时。此本条例之规定所以较现行刑律为严重也。”况与前清律例枉法赃至八十两、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两俱绞监候相比，本条例之规定并不为重为严。“且本条例之如此规定者，原属刑期无刑、辟以止辟(编者注：指用刑于一人之身，即可使他人畏惧而停止犯罪行为，从而达到不再用刑的目的)之意。故其施行之限，仅期三年。此殆为开创时代权设之制。”(《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文》，《袁世凯全集》第27卷，第340-341页)
袁世凯认为，立法不重不严，不足以激浊扬清，使官吏有所惩劝。条例是根据民国初年的实际状况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廓清吏治，规定刑律是希望防止刑事案件的发生，设立死罪是为了教育人们防止犯下被杀的罪行。此乃开创时代临时设立的制度，所以规定执行时间为三年。由此可见，其主观愿望是想在开创时代就使吏治廉洁，杜绝贪腐。
民初政府的廉政措施
这种愿望除前述之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准官吏及其家族直接或间接接受任何馈赠。1913年1月9日公布的《官吏服务令》第十六条规定：凡官吏有统属关系者，无论涉及职务与否，不得馈受财物。其因家族或用别项名义及其他方法间接馈受者，亦同。第十九条规定：他人对于官吏所办事件有馈遗者，无论用何名称，均不得领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其二，只要“犯赃”被发觉，不管是退职、在任，还是转任、升任，均一律追究。1914年11月12日所公布的《官吏犯赃治罪法执行令》第一条规定：在任时犯本法之罪，于去任后发觉者，以现任论;在本任时犯本法之罪，于转任或升任后发觉者，亦以在本任论。(《袁世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其三，官员庇护属吏要受严惩。1914年11月17日，袁世凯谕令政事堂电告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如属吏有违法之事，应指名纠参，以期弊绝风清。倘或瞻徇(编者注：徇顾私情)情面庇护，一经发觉，予以应得重咎，断不能以失察二字蔽辜。”(《袁世凯全集》第29卷，第365页)
